领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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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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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不靠谱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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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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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3





Chapter_1


<领袖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大国领袖>





第一部分 1.值得一读的好书



海南出版社将尼克松1983年所撰写的《领袖们》重新出版,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在这本书中,尼克松专门写了丘吉尔、戴高乐、麦克阿瑟、吉田茂、阿登纳、赫鲁晓夫、周恩来等领导人,介绍了他同这些领导人接触的情况和对他们的看法及评论。在书的开头,尼克松概述了他对改变世界的领导人的看法;在书的结尾,他对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和怎样才能当好领导人等问题,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和体会。对于正处在大发展和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中的各级领导人来说,这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



这本书之所以值得读,首先是因为尼克松的独特的视角。



尼克松出生于1913年,1994年去世,他经历了20世纪世界最动荡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美国于1913年人均GDP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整个20世纪是美国人非常风光的世纪。1946年尼克松在33岁时就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是当时美国国会中最年轻的议员。1953年,他风华正茂,40岁就担任了美国副总统,干了两届,到1961年卸任。1968年11月他当选为美国总统,1974年8月因为“水门事件”下台。存在决定意识,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尼克松所处的美国权力的顶峰的位置,给了他观察世界独特的视角。



这本书之所以值得读,因为尼克松有着特有的罕见而丰富的阅历。



尼克松同20世纪的历史巨人打过交道。20世纪前半叶是人类历史上最坎坷的几十年。根据战争历史学家的研究,在过去4000多年的人类历史上,共打过12500场战争,其中最血腥、最残酷、给人类造成最大伤害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时势造英雄,在人类经历的最严酷、最困难、最复杂的时期,造就了一批时代巨人。这些人在平常时期是产生不了的。尼克松同他们不仅有过直接接触,而且进行过多次长时间交谈,对他们作过近距离的观察。



尼克松是登过高峰,也下过深渊的美国总统。年轻时他是美国政界的“少年才俊”,平步青云,虽有过挫折,但总体顺遂,直至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在事业上处于最高峰时,因为“水门事件”,被拉下了马。他知道如何登上权力的顶峰,以及处在权力顶峰时如何把握历史机遇,做该做的事;他也尝过落入深渊的苦涩,懂得跌下来之后如何做人处事。他这个经历,在美国历届总统中是少见的。



我记得1974年8月9日那一天,当时,我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看了那天上午尼克松的全部活动。看到尼克松夫妇如何迎接白宫的新主人福特总统夫妇,如何向白宫的工作人员告别,如何离开白宫,向大家挥手告别,直到登上直升机。尼克松热泪盈眶,但是仍然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做完他离开白宫前所应当做的全部事情。虽然他辞去总统职务是被迫的,但他在离开总统宝座的最后一幕却表现出了勇气、尊严和很强的自制能力。我的美国朋友在谈起此事时,都表现出了对尼克松的同情和钦佩。



此外,尼克松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妥善处理了美国在国际上面临的三大难题:一是越战,二是对苏关系,三是对华关系。



越战是二战结束后美国所陷入的第一个最深的泥潭,从1961年打到1975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时,正是美国在越南处境越来越困难的时期。他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抉择,继续打下去还是结束战争?他果断地选择了后者。历史证明,他的决策是明智的。



尼克松自青年时期步入政坛后,就是以反共、极右而著称的。在尼克松就任总统期间,苏联利用美国深陷越南的困境,加快了在世界上的扩张步伐。十分明显,苏联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如何应对苏联的挑战,是美国在外交上面临的又一大难题。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应对苏联,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美苏关系置于世界全局中来考虑,有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有谈判妥协;有正面应对,也有大迂回。



如何处理对华关系是尼克松在外交上面临的第三大难题,对华关系又与越南战争和对苏关系密切相关。尼克松打开对华关系的战略决策是令人钦佩的。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这不能不说是尼克松在外交上最大的、影响极其深远的建树。当然,由于“水门事件”,尼克松未能在任内实现他所期望的中美建交,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中美之间的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指明。后来在美国总统卡特任期内实现了中美建交,这是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逻辑的延续。



这本书之所以值得读,还因为尼克松本人的特点。他十分注意观察和他打交道的外国领导人,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注意收集资料,也十分善于思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第二次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其间我结识了美国前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马歇尔·格林,他是一位很有见地的美国外交官。他告诉我,1965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了印度尼西亚期间,他请尼克松吃; 饭,并进行了长谈。尼克松注意倾听了他对越战、亚洲局势,特别是对中国的看法。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就立刻提出能否对讲话进行录音,格林同意了。十分明显,录音是为了收集资料。资料的贮存是为了深入思考和作重要决策之用。



尼克松不仅录别人的谈话,也录自己的话。他对在白宫举行的会议,同身边比较亲密助手的谈话和讨论问题都进行录音。这为他日后写回忆录提供了丰富而精确的资料。



最后,这本书之所以值得读是因为本书的思想深度。本书是在尼克松下台后,经过八九年的思考才写出来的,书中有些分析和看法入木三分,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比如,他在书中最后有这样一段话:



“美国在同世界各国相处时,最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往往用西方民主的标准来衡量各国政府,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各国的文化。”“西方民主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发展起来,并扎下根的,它并不是笔直的阳关大道。”



尼克松甚至还直截了当地指出:“倘若明天早上民主降临在沙特阿拉伯或者埃及,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看看今天的伊拉克战争和中东局势,尼克松的以上看法是多么富有远见和智慧啊!



尼克松从政近30年,又长时间同世界上那么多领导人接触过,他在书中总结出来的作为一名领导者所需要具备的品质和素养是很值得后来的领导者参考和借鉴的。



比如,尼克松认为,领导人必须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重大决策上而不是婆婆妈妈把精力放在小事上。领导者给历史留下的印记是通过重大的历史决策。下面人给你起草的信件可能不如你自己写得好,但是你没有时间对每一封信都进行修改。要学会在不满意的信上签名。尼克松所处理的国际问题是留下了他的印记的,你不能不佩服他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大手笔。



尼克松特别告诫后来的领导人要多读书,不论你多忙,一定要抽时间读书。他特别提倡读历史、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他认为不能满足于看电视。他说:“看电视是消极接受,而读书是积极吸收。”他认为读书可以开阔眼界,深化思考,摆脱眼前事务的干扰,使领导人提升到应有的高度来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



总之,这本书的内容是丰富的,我相信大家读后一定会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和教益。当然,人无完人,任何人观察社会、世界,都有他自己的局限性,尼克松也不例外。然而,从他的许多观察和思考中,我们是能够汲取不少营养的。



中国驻法国前大使



外交学院院长



吴建民



2008年4月于北京



第一部分 2.作者再版前言



我写的第三本书《真正的战争》,分析了地缘政治中的具体因素,如军事和经济力量,同时也涉及了人的精神因素。人的精神因素是无形的,但却远比军事和经济力量强大。罗伯特﹒汤姆逊勋爵曾说,国家实力等于资源的利用加人力和意志,而一个民族的意志主要来自于领导人的榜样。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因此整个国家缺乏意志和目标。当时,领导的缺失使美国陷入犹豫不决、缺乏自信的困境,我研究这一状况时,也自然而然地研究了领导才能的问题,从而产生了《领袖们》这本书。



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喜欢的是《领袖们》。我写作的样板是丘吉尔的著作《当代伟人》,我第一次读《当代伟人》是在1979年。这本书收集了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政治上不得志时写的一些文章,有些文章是当时丘吉尔为赚钱而写。而我在1978年写了回忆录,非常成功,与丘吉尔相比,我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但我的政治处境却比他差得多。我和他不同,我根本没有东山再起的念头。我发现写作是保持头脑活跃和敏锐的最好办法,因为只有写作和作决策一样,需要思想高度集中。



在我准备创作本书时,我再次邀请我任总统时领导白宫写作班子的雷伊·普赖斯帮忙。在我写作《真正的战争》一书时,他在文字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雷伊找了一群聪明能干的大学生,收集各种专著、提供参考书目及其他有助于研究的工具书。当时我仍在对《真正的战争》做最后的润色。后来我和夫人搬回纽约居住,我全身心地投入本书的写作。我感到最困难的是书中应入选哪些领导人,因为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我访问过80多个国家,会见了许多领导人。



我定了两个标准:一是我必须认识他们,这条标准淘汰不了太多的人,因为除了斯大林,战后所有主要的领导人我都见过;二是纳入本书的领导人必须是出类拔萃的,他们建设了自己的国家,或拯救了自己的国家,或以其独特的方式使世界前进。我十分赞赏汤因比的进退论,所以毫不犹豫地把政治生涯中大起大落的领导人纳入了本书,其中有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和意大利的加斯贝利,他们每个人都在国家处于严重危机时,东山再起,领导自己国家的人民走出深渊。



我最初的列选名单中包括了一些非常伟大的美国人,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鲍勃·塔夫特、里查德·拉塞尔。但最终入围的只有一个美国人——麦克阿瑟,原因是他最大的贡献是和吉田茂一起,创建了现代日本。我任总统期间,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是我的好朋友之一,他也是我的忠实读者,有一次他问我,为什么我最终决定不写其他美国人。我的理由很简单,篇幅不够。但在我写作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我所要写的不仅是这些领导人的个人素质,而且这些领导人还应是左右战后世界格局的人物。他们有的来自苏联、中国、日本、西欧等重要权力中心,有的来自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有的来自形势极为紧张的中东热点地区。我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吸引美国年轻人阅读,美国的学生们虽然对影响本国前途的力量有一种直覚的了解,但是民意调查显示,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有影响的力量和人物知之甚少,所以我决定把美国领导人留作下一本书的写作对象。



究竟这些领导人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我虽然从未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我敢打赌说,本书详细描述的22位领导人没有一个做过民意调查。今天,人们常常以领导人是否能“揣摸国民心态”或具有“避难就易”的本能来评价他们。而本书中大多数的领导人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改变国民心态,他们善于处理不得民心的问题,并赢得人民的支持。我们都具有民主的信念,习惯于认为领导人应该追随人民的想法。但是,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应该在面临严重危机或挑战时,提出全国一致的目标。



假设我是在1990年写这本书,那么谁有资格入选呢?当然,马格丽特·撒切尔应在考虑之列,因为英国在工党执政了一代人的时间内,在世界上变得无足轻重,经济停滞,是撒切尔振兴了英国。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也可以入围,因为他认识到长期的共产主义影响使苏联沦为二流国家。除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之外,我在本书中只写了已故的领导人。因为李光耀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执政兴国的领导人之一,把他作为唯一的例外,是为了突出他。



最后,我想增加的唯一的领导人是已故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我们曾在纽约多次会见,1985年我访问伊斯兰堡和白沙瓦时也见到了他。在阿富汗战争关键时刻,齐亚不怕苏联的恐吓,不顾国内日益扩大的动荡,为阿富汗抵抗运动及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300万阿富汗难民提供了庇护所。正是由于他执行了果敢的政策,苏联才从阿富汗撤军。齐亚在当代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领导人。



1990年3月1日



于新泽西州



第二部分 1.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



温斯顿·丘吉尔年轻时跟他的一个朋友谈到过生命的意义。他的想法富于哲理,恰到好处;坦白直率,堪称典型。他说,“我们大家都是虫子”。他接着又补充说,“不过,我的确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



丘吉尔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所向,而且对此深信不疑,这成了他毕生的动力。这一点使有些人愤怒,又使许多人振奋。他在追求自己决心要得到的某种东西时,从不知道什么叫“不行”,尽管他经常听到别人这么说。每当他投身于军事战斗或政治竞选时,他就把“失败”这个词从他的词汇中抹掉。



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1954年6月。丘吉尔作为首相到华盛顿作正式访问,我率领欢迎队伍去迎接他。我至今还记得我等待他的飞机出现在上空时的那种激动期盼的心情。在此以前,我到国外很多地方旅行过,见过许多国家和国际上的领导人,以及许多著名人物。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能与高于现实生活的传奇人物丘吉尔相匹敌。二次大战期间我在太平洋地区服役时,他的演说比罗斯福总统的演说更使我感动。自从我进入政界以后,我越来越意识到,在那最最需要勇气和耐心的年代里,由他来领导英国对全世界有多么大的意义。即使用最高级形容词也难以充分地评价他。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人物之一。



根据当时的礼宾规定,来访的国家元首由总统去机场迎接,但政府首脑与总统的第一次会晤则是在白宫;因此,去迎接女王的是艾森豪威尔,而迎接这位首相的任务便落到了我的头上,这是我的幸运。



头一天晚上,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准备了一篇历时一分半钟的欢迎词。他的飞机进入视野以后,我在脑子里迅速地把它复习了一遍。



四引擎的波音377飞机着落了,它从跑道上滑行过来,最后在我们面前停下。机门打开了。过了一会儿,丘吉尔独自出现在舷梯顶部,头上戴着一顶珍珠灰的软毡帽。他看起来那么矮小,使我相当吃惊。也许正是因为他是溜肩膀,肩膀上扛着个硕大的脑袋,好像根本没有头颈似的。实际上,他的身高是五英尺八英寸。正如你不会把五英尺八英寸高的西奥多·罗斯福说成是“矮个子”一样,你也完全不会把丘吉尔说成是“矮个子”。



他的助手们在他身前身后手忙脚乱地搀扶他走下舷梯。他迅速地向下面扫视了一眼。当他看到欢迎的人群和许多照相机镜头时,便立即拒绝了任何帮助。他拄着一根带有金顶的手杖,开始缓慢地走下舷梯。一年前他得过一次中风,如今他每迈一步都显得犹豫不决,显然缺乏信心。大约走到梯子中间时,他发现有四个空军士兵在向他致敬,于是他稍停片刻,向他们还礼。



我们互相握手,他表示第一次和我见面非常高兴。像许多英国人一样,他握手时只轻轻地碰一下而不使劲。与国务卿杜勒斯寒暄之后,他径直向着照相机镜头和话筒走去。不等我致欢迎词,他就开始发表抵达演说。他说,他从自己祖国来到母亲的国家感到高兴(当然,这是指他的母亲丘吉尔的母亲名珍妮·杰罗姆,是美国纽约金融家伦纳德·杰罗姆之女。曾经是美国人这个事实)。演讲结束,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他做了他那表示胜利的著名的V字形手势,然后大步走向那辆黑色林肯牌敞篷汽车,我们将乘着它驶往白宫。我煞费苦心准备的欢迎词根本没用上。尽管如此,却并不显得缺少了什么。



当我翻阅那天经我口授的日记时,我大为惊奇地发现,这位不久前患了中风,刚刚从横渡大西洋飞了一夜的飞机上下来的79岁老人,竟然能在我们去白宫途中的三十分钟内津津有味地谈了那么多问题。他一边说,一边还不断地回过头去向大街两侧的人群挥手致意。



他首先告诉我,他曾关切地注视过几个月以前我对东南亚的访问。他特别欣赏我顺访马来西亚时,到农村去看望正与共产党叛乱分子作战的英国军队。我告诉他,我十分钦佩杰拉尔德·坦普尔将军和其他官员使马来西业这块英属殖民地平稳过渡为独立国家过程中的作用。他立即说:“我只是希望在马来西亚人准备好担负起管理政府的职责时才让他们独立。”四年以后我在伦敦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再次对此表示担心。



第二部分 2.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



然后他又谈论到印度支那,那也是我亚洲之行访问过的地方。他说,二次大战结束时,法国人本来应该作出决定,究竟是真正准备,还是只想半心半意地去拯救印度支那。他一边用一只胳膊向人群挥动,一边盯着我说,“结果,他们决定介入,但又不全力以赴,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他对着人群微笑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脸来对我说:“副总统先生,这个世界目前处于很危险的境地。我们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十分重要。我们之间存在分歧,这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相形之下它们毕竟是些小问题,而报界却老是加以夸大。”



这些表面上看来不关痛痒的交谈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很清楚,他是在向我,也是通过我向政府发出信号,试图平息两个月以前他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伦敦时掀起的风波。雷德福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与丘吉尔进行了一场令人不安的会谈,事后报界又对此散布了谣言,使英美关系突然紧张起来。



雷德福曾敦促丘吉尔帮助法国人维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尔显然感到恼火。丘吉尔粗暴地问,英国自己都不愿为保住自己的殖民地印度而作战,为什么要为法国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并不是那种外交里手,他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对英国人会不高兴的。



丘吉尔接着很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



丘吉尔不大愿意对印度支那的越共采取行动,因为他担心共产党中国可能干预。他认为,这可能导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战争又会把苏联牵扯进去,从而使欧洲成为战场,英国成为目标。但是,当雷德福向艾森豪威尔汇报这次会谈的情况时,总统显然感到奇怪,甚至吃惊,因为丘吉尔在二次大战中克服了种种困难,成为善于应付局面的象征,但在东南亚问题上,他似乎自甘失败束手无策了。



丘吉尔一边继续向人群挥手,一边表达他对原子弹的严重关切。他说,我们谈论用这种“可怕的武器”进行报复是可以的,但是,与核武器有关的“饱和轰炸”理论使他感到担心。



我告诉他我刚读完他的二次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时,他评论说,在罗斯福去世前的四个月中,丘吉尔与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也没有谅解。他以令人吃惊的直率态度补充说:“罗斯福总统已经不是原来的罗斯福了。杜鲁门总统突然入主庞大的总统办公室时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他的脸色变得十分严肃,又一次不顾欢迎他的人群而转过脸来对着我说,“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一个统帅知道自己有病在身,在位的日子已经不多时,就必须随时让他的接班人知道”。



这时,我们的汽车已驶近白宫。我说,读了他的回忆录以后,我经常想,如果同盟国接受了他的建议,向南部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发动进攻,而不是集中兵力于D日指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结果将会怎样呢?在我们进入西北门时,他淡淡地回答说:“嗯,本来可以轻取维也纳的。”



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的私人日记透露了这位英国首相在这次访问华盛顿期间的身体状况。他不时感到剧烈疼痛,但只要一出场,凡见到他的人没有人会想到他身上的病痛。只要有大型活动,他总能“站起来”。



尽管在访问期间正式会谈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丘吉尔对为他举行的晚宴却似乎总是满怀兴趣,而这些宴会往往时间拖得很长,有时甚至是枯燥乏味的。看来他是既爱谈论震惊世界的问题又爱唠家常的少数伟大领袖之一。他习惯于下午小睡片刻,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没有中断,因此晚上他的精力最充沛。



在白宫国宴上,艾森豪威尔夫人看到丘吉尔用餐刀切肉似乎有困难,就悄悄地帮助他把肉切开。她还礼貌周到地说,白宫餐桌上的刀子不太锋利。席间,侍者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斟的不是葡萄酒,而是他常喝的威士忌加苏打水。我的夫人问丘吉尔是否也要一杯。他不要,他说,他一般在早晨八点半喝第一杯威士忌,晚上喜欢喝一杯香槟酒。



在晚宴席上,丘吉尔又大讲自己的往事,成为席间交谈的主角。虽然他无意让别人参与交谈,但并不显得粗鲁无礼。像麦克阿瑟一样,丘吉尔的独白是那样吸引人,以至当他独占舞台不肯让位给任何人时却没有人感到愤慨。我的夫人后来告诉我,丘吉尔是她在宴会桌上所遇到的最有意思的人之一。当他讲述他在英布尔战争指1899~1902年英国同荷兰殖民者为争夺对南非的控制权进行的战争。布尔人是荷兰移民的后裔。中富有戏剧性的冒险经历时,我的夫人和艾森豪威尔夫人都听得出了神。



第二部分 3.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



在丘吉尔访问的最后一天,英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完全由男士参加的宴会,那是我观察这位了不起的客人的最好机会。礼宾规格再一次把艾森豪威尔排除在外,因而我成了最高一级的美国客人。



丘吉尔大约晚到了十五分钟。他向所有的客人表示问候,并且站着交谈了一会儿。但是当国防部长查理斯·威尔逊显然准备要长谈时,他特意向放着几把椅子的地方走去并坐了下来。我跟着他一起走了过去。他抬起头来看看我,咧嘴一笑说:“我感到坐着要比站着舒服一点。”



我在宴会席上问他三天来繁忙的会谈日程对他的身体是否有影响。他说除了有几次眩晕以外,在这次会谈期间他的感觉比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好。他以习惯的夸大的语言补充说:“每当我与你们这块从大西洋中冒出来的新奇土地一接触,我似乎总是能得到灵感和新的活力。”



后来,话题转入讨论休假计划,他说他准备走海路去摩洛哥休假。我说我经常乘飞机旅行,因为我容易晕船。他相当严峻但又饶有兴趣地注视着我说,“年轻人,不要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习惯的”。那时我41岁。



丘吉尔不光以历史的创造者闻名,也以历史的写作者闻名。他的著作很多,我几乎全读了,发现他在描绘与本人无直接关联的历史事件时写得更好。他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好得多,因为在第二部书中,他的叙述经常受他本人思想和评论的影响。他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得最好的是关于凡尔赛和平会议的《战后》和《东战线》,这是他完成其他五卷两年以后写的。这两本书中所谈的事,丘吉尔都不是主要的参与者。然而,在这两套多卷本的历史书中,他都非常成功地实践了他著名的格言:“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写历史。”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丘吉尔每次对华盛顿的访问都能重新引起他对美国内战的兴趣。这一次也不例外。在那次男士宴会上,他评论说,他认为罗伯特·E.李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说:“李拒绝当联盟军队的统帅,回到南方,在归途中骑马通过波托马克河,应当有人把这一难忘的情景织一条壁毯或绘成一幅画。”



他说,那次战争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发生在战争末期的阿波马托克斯地方。李向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提出,他的军官们的马匹是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并请求允许他们保留马匹。格兰特说:“不管是士兵还是军官都可以保留自己的马匹,他们将来耕地的时候会用得着的。”丘吉尔的眼睛闪闪发亮,他环顾了一下听得着了迷的人们,说:“在生活和战争的悲惨时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举动。”



我询问他对于与苏联斯大林的接班人会谈有何看法。他说,西方必须执行实力政策,决不可在软弱的基础上与共产党人打交道。他告诉我,他期待着去访问俄国,但他无意做出任何可能对美国具有约束力的承诺。



他提到,除了在战时与苏联结盟以外,他一生都反对“布尔什维克”,并且说他“确信美国人民会相信我是个了解共产党人并且是位反共斗士”。他最后说,“我想我为反对共产党人所做的事与麦卡锡为他们效劳所做的事一样多”。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他就笑一笑,朝我这边凑过来说:“当然,这是私下的议论。我从来不主张干涉别国的内政!”



丘吉尔对我说,他对于激进挑拨者安奈林·比万的恶毒言辞极为愤慨。1947年,身为工党政府卫生部长的比万说,保守党人“比害虫还低下”,这甚至使他的一些同事都感到难堪。我不禁想,尽管比万的讲话非常有失优雅或巧妙,但是丘吉尔自己在使用尖刻的咒骂语言方面没有几个人可以同他匹敌。



丘吉尔在谴责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曾两次任英国工党政府的首相。在政治上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时,编了下面这段故事:



我记得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有人带我去看著名的巴纳姆马戏团的演出。那里有个畸形生物和可怕怪物的展览。但在展览中我最想看的是一种被描绘成“无骨怪物”的东西。我的父母断言,因为我年纪还小,那种怪样子太令人生厌,太使人丧气,看不得,因而不让我看。我一直等了五十年才看到那个坐在下院政府大臣席上的无骨怪物。



他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描绘为“我认识的唯一随身携带瓷器柜的鲁莽汉来自英文成语abullinaChinashop,中文意思是瓷器店里的一头牛,意指鲁莽闯祸的人。”。



第一位女议员阿斯特女士有一次对他说,“如果我是你的妻子,我会在你的咖啡里下毒”。丘吉尔反驳说,“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会喝下那杯咖啡的”。



当拉博拉特·克莱门特·艾德礼有一次在议会发表讲话以后,丘吉尔说,“他是一个谦逊的人,在许多事情上他不谦逊是不行的”。



第二部分 4.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



乔治·萧伯纳曾送给他两张戏票和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来看我的戏吧。如果你有朋友,就请带一个来。”丘吉尔回复一个便条,上面写着:“首场演出我没有空去,但我愿意第二天晚上去看,如果你的戏还演第二场的话。”



丘吉尔有一次谈到安奈林·比万时说,“战争年代那张好恶作剧的嘴巴铸成了和平时期最触目惊心的劣政,真是天公地道,罪有应得”。



丘吉尔在唇枪舌剑的交锋中受到了攻击,必定要反击。



丘吉尔在男士宴会上对自己的生活作风作了充分的评论。当谈到英国的原子专家普洛登勋爵时,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给世界作的贡献那么多,向世界索取的又那么少。他不吃肉,不喝酒,没有结婚”。丘吉尔自己喜欢优裕的生活。我相信他会承认,一方面他对世界的贡献很多,另一方面向世界索取的也不少。



他对于生活有一定的鉴赏力,因而有一位传记作家称他为“政治上的彼得·潘”苏格兰剧作家J·M·巴里所著剧本中的主角,系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子……他晚年放弃打马球以后,绘画成了他最喜爱的消遣。那刚劲挺拔的线条和绚丽鲜艳的色彩似乎是为了发泄他那被压抑的活力。有一次他说,“如果不作画,我就活不下去,我不能忍受生活的紧张”。



他访问华盛顿期间,我们比较了各自的写作习惯。我告诉他,我发现使用听写机器时工作效率最高。他脸上露出愉快的孩子般的嬉笑,说:“与其使用一架冷冰冰的、没有人性的机器,我更希望让一个漂亮的秘书听写。”他又说,他有两个“非常漂亮的”秘书。



许多年以后,即1972年,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期间,我将这件事描述给勃列日涅夫听。那位苏联领导人说,他同意丘吉尔选择秘书而不要机器的说法。接着他眨了一下眼睛并且咧着大嘴笑起来,补充说:“此外,当你半夜里醒过来想要记下某件事时,秘书就特别有用。”



丘吉尔离不开物质文明带来的舒适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总是带着一只锡制的澡盆上前线。禁酒时期他在美国作演讲旅行时,都在合同上写明,每次演说以前必须拿到一瓶香槟酒。



1969年我就职后不久,白宫的一位老管家告诉我另一件事。丘吉尔来访期间,罗斯福总统总是邀请他在白宫下榻,并让他住在那间王后卧室内,室内装饰典雅,有一张十分舒适的床。有一次,罗斯福坚持让客人住在林肯卧室,以便客人事后有资格说他曾经在林肯的床上睡过。林肯卧室是根据美国19世纪中叶极其简朴的风格布置的,里面那张床毫无疑问是白宫中最不舒适的一张。



管家说,丘吉尔进卧室过夜,大约半小时后,他看到丘吉尔身穿一件老式睡衣,手中提着衣箱,踮着脚从林肯卧室穿过大厅走到王后卧室中去。丘吉尔不愿在一张不舒服的床上睡上整整一夜,尽管这是件颇有历史意义的事。听完这个故事,我想起1954年艾森豪威尔夫人曾请丘吉尔在王后卧室和林肯卧室之间任选一室时,他立即挑选了前者,而把后者让给了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丘吉尔也是美酒的鉴赏家。最近我访问了拉菲特·罗特希尔德堡,那里出产许多人认为是法国最好的酒。主人告诉我丘吉尔曾访问过该地,人们专门为他打开了一瓶1870年的拉菲特·罗特希尔德酒,那种酒是19世纪美酒之最。宴会结束后,丘吉尔在宾客签名簿中写道,“1870——它不是法国兵器的好年头,但却是法国美酒的好年头”。



我在华盛顿观察丘吉尔的三天内,经常追溯我自己最早注意他的年代,那是1936年我来到东部进入法律学校以后。他已经是相当知名而又有争议的人物,这部分原因是在国王退位的危机中他支持了爱德华国王和辛普森夫人,但主要原因是他极力主张英国必须重新武装和民主国家应当团结起来抵制希特勒。



在那个年代里,美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并且奉行着孤立主义。今天,我认识的一些人会因为协和式客机晚起飞20分钟而不耐烦。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欧洲去的最快的办法是乘坐需要航行好几天的远洋轮船。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熟人中没有一个喜欢希特勒,但却很少有人愿意为了除掉他而去打仗。我想,他那滑稽可笑的外表和歇斯底里的发作使得人们不大愿意认真对待他。我们也知道,即使是在英国,人们也普遍地把丘吉尔看作好战的牛虻一类的人。他喜欢夸大其词、过分吹嘘。而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内维尔·张伯伦想要避免战争的众所周知的决心抱同情态度,并且欣赏他以耐心和尊严去忍受希特勒的辱骂。我记得当张伯伦开完慕尼黑会议回去,宣布他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时,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第二部分 5.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



只有当希特勒于1939年终于清楚地表明不征服欧洲决不会甘心时,我们才开始懂得丘吉尔一直以来是多么聪明,多么有远见。在欧洲令人震惊地突然瘫痪时,丘吉尔多彩的人格和富于戏剧性的演说立即变成了传奇的题材。当丘吉尔讲下面这句话时,他是完全抓住了自己扮演的角色的:“具有雄狮之心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遍居全球的民族和种族。指大英联邦。我应召出来大吼一声,这是我的荣幸。”



战争一开始他就特别注意美国的动静。他知道,只有赢得我们这个“民主国家的弹药库”的支持——最好是我们的干预——英国才能生存下去。他的气质特别适合于这个角色,这是因为他母亲珍妮·杰罗姆是出生在布鲁克林纽约市的一个区。的美国人。他甚至骄傲地,不无几分夸张地声称,杰罗姆家族这棵树上有着易洛魁印第安人易洛魁人为北美印第安人,由十几个部落组成。16世纪中叶,其中五个部落曾结成“易洛魁联盟”,是当时北美最强大的部落集团。易洛魁人强悍好战,文化程度较高。的树杈。



他于1874年生于布伦厄姆宫,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夫人的长子。父母对幼年的丘吉尔影响甚大,他爱他们,崇拜他们。但令人伤心的是他们都没有很多时间跟他待在一起,对他也没有多少帮助。



伦道夫勋爵是个聪明过人但反复无常的政治家。他将其整个生涯孤注一掷,并且输光了:为反对一项政府政策而请求辞职,同时相信首相会拒绝接受他的辞呈。然而,辞呈被接受了,伦道夫勋爵从此未能再进内阁。此时,他因为几年前染上了性病,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真是祸不单行。由于自身难保,伦道夫勋爵对其儿子缺乏兴趣,并且认为他讨嫌,因为他的学业成绩差,对家里已经拮据的经济也是个负担。



对温斯顿来说,政治比学校的课程更使他神往。他渴望能与父亲谈论当时的政治事件和人物,但是伦道夫勋爵每次都拒绝。温斯顿后来写道,“每当我表露出与他是同行的念头,他便立即生气。有一次,我提议帮助他的私人秘书为他写几封信,他对我大发雷霆”。伦道夫勋爵在他46岁那年过早地去世,这就排除了在他们之间建立密切关系的任何可能性。



温斯顿写道,他的母亲“像晚间的星星那样照耀我,我很爱她——但是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事实上,伦道夫夫人是个生性轻浮的美人,对她来说,结婚丝毫未能改变她那种喜欢男人的陪伴和阿谀奉承的习惯。尽管那个时代很讲究谨慎小心,但她的社会联系却广为人知,其中威尔士亲王,即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便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我偶然想到所谓传统心理学的新“科学”大都是纯粹骗人的鬼话。例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与前大使威廉·布利特合著的一本书中认为,伍德鲁·威尔逊崇拜父亲,但又下意识地恨他,这种憎恨使威尔逊与那些不赞同其外交政策的人打交道时武断生硬。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甚至觉得是愚蠢。



然而我倒认为,要了解一个成年人的想法和感情,根据常识,应当从其家庭背景和幼年生活中去寻找线索。



从丘吉尔的情况看来,他早年生活中缺乏感情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对他产生严重的影响。他为父亲感到极其骄傲,并且捍卫父亲的名声以及他为之奋斗的许多事业。伦道夫夫人很长寿,因而看到了她的儿子成长为一个著名的军人、作家和政治家。她像麦克阿瑟的母亲一样,利用她与握有大权的男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来开拓其儿子的事业。她在晚年真的喜欢起温斯顿来了,并且相当依赖他。



众所周知,丘吉尔跟爱因斯坦一样,年轻时的学习成绩一般。他的一位指导老师说,“那个年轻人不可能考取哈罗公学英国一家培训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的中学。,他肯定名落孙山”。如果在中国或苏联,他就不可能被作为精英的一分子挑选出来接受高等教育,也不可能在政府或工业部门中被委以重任。有一次我在北京访问时,中国一位教育家骄傲地告诉我,中国所有的儿童都能免费接受初级教育。他接着说,他们读完初级中学以后,要参加综合性的考试,只有合格的学生才能继续学习,不及格的就去工厂或农村劳动。他若有所思地补充说,“在我们的制度下,我们给人民大众以较好的教育,但也会失掉我们的丘吉尔们”。



第二部分 6.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



一位敏感的学者能发现丘吉尔独特的才能,而一次大规模的考试是做不到的。他在英语方面是个天才。他讨厌拉丁语和自然科学。由于他这些学科的分数低,各科平均分数就不及格了。在哈罗公学里,他的分数使他屈居最差的学生之列,而那个学校是强调英语写作的。他后来写道,“这样,我把日常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铭记在心——这是件高尚的事情”。他很快爱上了英语,这种爱好丰富了他自己的生活,也丰富了说英语国家中许多代人的生活。



由于丘吉尔不可能按照正常途径,即通过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开始其政治生涯,于是他家里决定把他送进桑赫斯特军校——英国的西点军校,当一名骑兵士官生。他为自己所受到的军事训练感到高兴,他的成绩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毕业时,他在班上接近于前列。



年轻的丘吉尔现在放眼世界舞台,寻找着任何可提供冒险的地方。他作为一家报纸的记者跑到古巴,去报导该岛叛军与西班牙殖民当局之间的游击战争。他后来写道,当他在地平线上看到古巴的海岸轮廓时,不禁产生一种“甜蜜而又怯生生的感觉”。“这是个正在动真刀真枪的地方。这是个大动干戈的场院,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里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可能在此抛下自己的尸骨。”



他不久就回到英国去准备接受第一个军事任务:去印度服役八九年。他对这一前景感到害怕,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您想象不出我是多么愿意几天以后就航行到充满冒险和欢乐的地方去……我不想到枯燥乏味的印度去——在那里,我既不会有享受和平的乐趣,也不会有参加战争的机会。”



在班加罗尔的岗位上,丘吉尔有不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决心好好利用它。他往往连续打几小时马球,最后成了一名优秀的马球手。他还开始给自己补上在学校中未能学到的那些知识。他的学习方式是典型的广泛接触并讲究方法。他请母亲寄给他一整套年鉴,那是些有关英国政治和全世界情况的年鉴。他认真阅读,认真记笔记,逐渐掌握了其中的大量材料和知识。他读重要的议会辩论摘要时,总是先仔细地理一下自己对那个问题的看法,然后将自己的意见和分析与实际参加辩论的人作对比。



他也请母亲给他寄几位伟大的英语散文家,尤其是历史学家麦考利和吉本的著作。当他的同僚们在印度那灼热的午后沉沉睡去时,他则在吸收着这些书中的词汇和韵律。



不久以后,他开始向伦敦一家报社投寄有关战争的报道文章。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军官来说是超乎寻常的,他的许多同事和大多数上司都表示反对。当他把关于西北边疆省份的战事报道汇编成书时,有人嘲讽地提议应给这本书取名为《一个陆军中尉给将军们的暗示》。人们以类似的态度盯了他一辈子——而他对此根本不予理睬。



丘吉尔从不遵守压抑其个性的陈规陋习。他鄙视那些为保住自己的地位而扼杀他人创造力的人。他被那种拘泥于小节的官僚主义心理逼得要发疯,因为它把生活降低到最低的公共标准,在那里画一条线,不准任何人逾越。他鄙视被吉卜林英国作家(1865~1936),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称作“小市民”——小官吏的心理,他们“渺小得既不值得爱也不值得恨”,他们会“把国家拖垮”。当丘吉尔碰上“小市民”的事例时,他甚至常常高声朗诵吉卜林的诗。



近几十年来在美国,我们在这个老问题上加进了新的麻烦。一方面,在我们臃肿的官僚机构中有许多通常是死气沉沉,只关心如何保住饭碗的小市民;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为自由派事业积极活动的人。因此,要使官僚机构去办成任何事情从来都是不容易的,而保守派的内阁部长、局长,甚至总统自己要推动这个官僚机构去做它政治上不同意的事现在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为了办成某件事,丘吉尔通常直接去找最高层领导,免得在那些不敢越过正常渠道作出决定的下层领导人身上浪费时间,这就激怒了不少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伦敦流传过一则关于克列孟梭法国政治家(1841~1929),曾于1906~1909年以及1917~1920年担任两届总理。、劳埃德·乔治英国政治家(1863~1945),曾于1916~1922年任首相。和丘吉尔的故事。这三个人死后,先后来到天国之门。克列孟梭第一个到达,他敲门要求进去。圣彼得走过来要他通报姓名,以便去查阅档案,确定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永久奖赏。劳埃德·乔治到达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最后,丘吉尔来了。他也敲了门。圣彼得跑来开门,并让丘吉尔通报姓名以便查阅档案,确定得什么奖。丘吉尔回答说,“你算老几?叫上帝来”。



第二部分 7.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



当丘吉尔还在印度服役时,他利用自己和母亲的所有关系去说服基钦纳勋爵,以使自己能跟随英国军队去苏丹追击伊斯兰苦行僧的军队。因此,他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恩图曼战役,那是历史上最后的几次骑兵进攻战之一。



1899年,丘吉尔退役并参加曼彻斯特奥德姆选区议员的竞选——这是他父亲的选区。他竞选失败,这失败对于他是个打击。在这第一次政治失败之后,他写道,他有一种“像一瓶倒了一半而又整夜没盖瓶塞的香槟酒或苏打水那样泄气的感觉”。但是他年轻,而且不久就遇到了新的冒险机会。



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去南部非洲采访英布战争。到那里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在一次与布尔人交战,英勇保卫火车的战斗中被抓获当了俘虏。他从抓住他的布尔人那里逃脱,他们悬赏二十五英镑要逮捕他——活捉或打死都行。多年以后,他把一份要抓他的告示装在镜框里挂在书房中。他喜欢对来访者说,“我只值那么几个钱吗?才二十五英镑?”



当他还在非洲时,他的一部浪漫小说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三个月以后,他出版了那本写了他自己战绩的关于英布战争的书,各方评价良好,销路也不错。



两个月后他回到英国时,已经成了民族英雄。有十一个选区询问是否有幸请他代表他们去当议员。但是,他选定再次为奥德姆选区竞选。这一次,他当选了。



人们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喜爱的程度,很少能比得上温斯顿·丘吉尔对下院的热爱。自从他1901年第一次坐上下院的席位后,下院就深深地成了他精神上的寄托。由于父亲的门第以及他本人对历史的浪漫主义见解,使他感到自己与下院及其传统已经连成一体。读一读他关于重建议会大厦的那些演讲是引人入胜的,他决心完全按照原样,重建被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炸毁的议会大厦。我们听到他讲的不是关于建筑物的故事,而是他本人与历史之间充满激情的关系。



他受到了议会里新同事们的欢迎,其中有许多人曾与他父亲共过事,他们对小丘吉尔几乎带有一种保护的感情。丘吉尔后来写道,他对在议会的初次发言曾一再推敲并加以练习,直到能信口从随便哪一段讲起,而且讲得十分流利。



他是一位非凡的公众演说家,他的讲演,在会堂里能使几千人屏息,通过广播扩音器可让几百万人入迷。他善于把对英语的精通与天赋的翩翩风度结合起来,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演讲之所以激动人心是由于其本人也被他为之奋斗的理想所激励。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爵士曾指出,丘吉尔的战时讲演仍然像过去那样扣人心弦,其原因是他“懂得了一个伟大真理,这就是,讲演者或领导人要想打动别人,首先得打动自己,他脑海中的一切都应该是栩栩如生的”。



但对他来说学会演讲并非轻而易举。开始的时候他写出并熟记每一篇讲稿,对着镜子研究说话时的手势,甚至试验以各种方法使用咬舌音,以增强效果。



我曾在1952年共和党全国大会上第一次遇见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我告诉他,他父亲精彩的即席演讲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何等的深刻。他笑着说:“那些讲演精彩是应该的,他用了平生中最好的时间写讲稿并记熟它们。”在与伦道夫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伟人的儿子是很不好当的。我发现他聪明过人、讨人喜欢并很有才智,但与丘吉尔一比较,任何人都会相形见绌的,这对于恰巧又是他儿子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作为一名才华出众而又出身名门的青年议员,丘吉尔是世界上的顶级人物,他的前途似乎不可限量。



于是,他突然抨击起党内领导人的某些立场来了。他主张采取自由贸易方针,这就直接违背了保守党设置关税保护英国货的正式立场,结果造成了一次重大危机。这种青年议员各行其是的现象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如果这些议员抱有升入内阁的企图则尤其不可容忍。



第二部分 8.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



1904年,丘吉尔迈出了果敢的一步。他在下院“倒戈”,从保守党转到自由党。在政治生涯中有时就得冒很大的风险,下的赌注要说多高就能有多高,而结局也是一清二楚、毫不留情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政坛以外人士或政界新手们往往对冒政治风险的特殊性不甚了解。在商业活动中冒风险固然令人神经紧张,但至少还可用科学手段来预测可能出现的结果。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冒风险意味着纯粹凭勇气、直观以及在关键时刻作出决断的能力。



今天,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整场辩论看来已经是遥远和毫无生气的事了。人们不禁会问,丘吉尔为了这一事业而冒那么大的风险是不是一个错误?但丘吉尔是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待自由贸易问题的,包括它与英国国内就业及生活水准的直接关系。当时许多英国人的生活条件跟狄更斯小说里所描述的凄凉景象差不多,然而他们并没有什么怨言。但是丘吉尔却意识到,英国普遍公民的生活水准如何,是本世纪英国政府将要面临的主要课题。



使丘吉尔感到震惊的不只是英国社会在经济上的不公平,而且还包括这种不公平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精神创伤。有一天他走过自己的曼彻斯特选区时,对助手说:“想想吧,在这样一条街上生活,从来见不着什么漂亮的东西,尝不到任何美味的佳肴,吐不出半句妙语,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年轻人常常问我,若要成功地踏上仕进之途,需具备哪些条件?一听到这个问题,人们立即会想到聪明才智,反应灵敏、个人品德以及对一项伟大事业具有信念等。然而,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很多,而具备为获得政治上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品质,即为取得重大成就甘冒一切风险的品质的人却很少。你绝不应害怕失去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去鲁莽从事,但你必须得敢字当头。如果一位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对我说,除非党组织保证从经费和政治上支持他,同时民意测验又表明他准会获胜,否则他就不参加竞选,那我会断然告诉他,“别竞选啦,你准是个差劲透了的候选人”。总的来说丘吉尔在其整个生涯中是敢作敢为的,虽然他有时也有点鲁莽,但从来不怕失败。



丘吉尔改变党属关系所造成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他的许多朋友公开指责他是个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他利用别人往上爬,尔后又反戈一击,加入了一个企图颠覆英国社会整个阶级结构的政党。这些朋友主张谨慎和少量地扩大参加治理国家的人选,大力推进选举制度的改革,但丘吉尔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丘吉尔加入了准备打开大众民主的闸门,让平民百姓得以涌入的队伍。



人们对丘吉尔的反感是强烈的。他后来写道:“我以前的行为举止未必能使人们对我产生经久不衰的热爱。”他这样说,充分表现了英国式的轻描淡写。不久前在许多圈子里,丘吉尔曾被捧为潜力巨大、前途无量的青年人,现在却成了弃儿,他被人称作“布伦海姆布伦海姆是丘吉尔的出生地。的变节分子”,并且突然发觉,在伦敦许多最时髦的住宅里,他已不再受到欢迎。早期产生的这些愤懑情绪并非很快就能消除,直至十一年后,保守党人还提出将丘吉尔排除于内阁之外,企图以此作为他们加入战时联合政府的一个条件。



与其说敌对情绪最后消失了,不如说对他怀有敌意的人终于寿终正寝了。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活得好就是最好的报复。”这在政治舞台上可理解为:“比谁都活得长就是最终的报仇雪耻!”



丘吉尔所受到的社会排斥要是落在其他政治家身上,许多人必定早就被压垮了。不少人是因为沽名钓誉而踏进政界的。一个人在成为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后会失去众望、满怀辛酸、论战不休,要甘愿忍受这一切就必须具有另一种气质——尽管这种气质不一定更好。



在三十六年的公职生涯中,我见过许多有才华的青年男女,由于不愿意使自己或他们的家庭——受到因公开争议而造成的压力和孤立,宁愿放弃他们的政治生涯,回到民间。在这点上,水门事件前的政治和水门事件后的政治有着惊人的区别。今天,因政绩而备受赞许与尊敬的希望是很小的,而私生活遭到明显侵犯的危险性则大大增加了。进入政界后首先要准备做出种种牺牲,准备被人揭老底,这简直就使许多人望而却步。这必定会严重影响到有意投身于公职男女们的数量和质量。



1906年,32岁的丘吉尔进入首届自由党政府的内阁。在随后的数年间,他担任过六种内阁职务,他带着无穷的兴致与巨大的活力来对待每一项任职。作为商务大臣,丘吉尔带头提出一系列倡议,为现代英国社会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任内务大臣期间,他改革制度,规定煤矿工人八小时工作日,提出井下应装置安全设备。他禁止秘密雇用14岁以下的童工;规定店员有权享受工间休息;设定最低工资线;在全国设立劳工介绍所以减少失业,并对监狱制度做了重大改革。



第二部分 9.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



这些成绩实际上就是今日英国福利社会的雏形。但丘吉尔在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就已明白无误地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在他自己认为是最精彩的一次演讲中,丘吉尔说:“社会主义试图把富人往下拉,自由主义则试图把穷人往上提。社会主义要扼杀企业,自由主义则要将企业从特权和优先权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社会主义称颂的是控制,自由主义称颂的则是人。社会主义打击资本,自由主义则打击垄断。”



他在立法方面成绩卓著。他富有创造精神、循循善诱、喜欢争论,但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常常显得粗鲁和不够圆滑。在需要朋友的地方却往往树敌。在有些情况下,假如人们对他了解得深些,造成的损害本来是可以补救的。然而,初次印象往往是难以消除的。正像他最好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第一次与温斯顿见面你看到的是他的所有缺点,然后你一生中所剩的岁月看到的则全是他的美德”。



像丘吉尔那样性情敏感、易于激动的人在政界里本来是很常见的。1947年我刚进入众议院的时候,就有许多满身带刺的人物,还有一些人行为极其古怪。但从此以后,电视的普及把人们的政治个性都均同化了。均脂牛奶中的奶油是浮不到表层上来的,政治上均同化的结果也是这样。



过去,我们倾向于钦佩那些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风格上都敢于独树一格的政治领袖。然而在今天,许多政治家为避免因过度曝光而减色,或避免显得过火或失却检点,不是不得已就是假装地采取一种十分温和和不触犯别人的态度。“不要惹是生非”似乎是大部分新一代政治家的行为准则。



我这并不是说在政府里需要有怪人或狂人,但我们可以多容纳一些有创见的思想家和敢冒风险的人。我们的年轻一代政治领导者们有必要懂得,对于想要取得成功的人来说,比错误还要坏的东西只有一样,这就是迟钝呆笨。我有时在想,像丘吉尔和戴高乐这样富于独创精神的伟人们,如果也像今天的政界领袖那样备受新闻界在枝节问题上的不停轰击,不知还能否得以幸存?



丘吉尔为其高压手腕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没几个亲近的朋友,而敌人却不少。据C.P.斯诺说,甚至连对丘吉尔怀有十分好感的劳埃德·乔治也认为他“有点蠢”。他成功时一切都好,但是,当他为早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提出派进攻部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利波利登陆这一大胆——我相信也是卓越的计划在实施中被笨手笨脚地搞糟后,政敌们就得到了打击他威望的武器,他被撇在一旁,只给一个名誉职务。



这使他无法忍受——不是因为他计较这次论战,也不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受了创伤。当然也不会是由于对达达尼尔远征计划产生怀疑,如果按他的方案行动的话本来是会成功的。真正击中他要害的是失去了筹划大事的能力。他的助手这样说:“事情越是糟糕,他就越变得勇敢和从容——可怕地折磨着他的是一种被判定为无所作为的沮丧心理。”



就在这一时期,丘吉尔开始得了一种他自称为“忧郁症”的病——使他身心衰竭的沮丧心理每隔一段时间发作一次,每次发作可有几星期丧失活力。虽然英国的另一名散文大师、第一本英语词典的作者塞缪尔·约翰逊也曾遭受过同样的折磨,但丘吉尔并不因此而感到宽慰。这种间发性沮丧心情必定给他带来了莫大痛苦,但也许这能使他本来就是乐观并充满活力的心灵重新充满热情,为今后的战斗作准备。



使他感到安宁和满足的一个无穷源泉乃是他的婚姻。他于1918年与克莱门蒂·霍齐尔结婚。就像后来他写的那样,他们“从此以后生活得很幸福”。但婚后生活的幸福并不意味着事情都那么简单。丘吉尔夫人是她丈夫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坚定的同路人,但她从不喜欢把政治作为职业。对丘吉尔的许多政界朋友和世交她也无法容忍。既然丘吉尔不能放弃其政治生涯,那就只好找出一项解决办法。他们长期两地生活,他忙于公务,她到法国度假或住在伦敦郊外他们自己的房子里。丘吉尔从未表露过有意于其他妇人,他们常常通信,并写得很长,这些信件极好地表明,他们之间的爱情与相互信任都是很深的。



第二部分 10.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



到20年代初期,看来丘吉尔已失去了多次机会。他当时只有47岁,但有不少新一代的政客已开始把他当老人对待。他曾经有一个虽然历经波折却又颇为高贵的职业,但上升的希望看来不大。因他改变党籍而对他不够十分信任的现象仍旧存在,而且也躲不掉因达达尼尔远征而对他进行的尖锐指责。



1922年,他处于低潮中的最低点,急性阑尾切除手术使他无法为再次当选进行演说。由于未能施展其对选民进行个别游说的非凡能力,他被击败了,这是他二十二年来第一次不当下院议员。他诙谐地说,“转瞬之间发现自己丢了官,丢了议席,丢了党籍,甚至连阑尾也丢了”。但情绪非常低落。劳埃德·乔治的一位前助手看到过这时的丘吉尔,他报告说,“温斯顿意志如此消沉,乃至整晚默默无言,感到他的一切均已告终——至少可以说政治前途业已告终”。



塔列朗塔列朗(1754~1838),拿破仑时期曾任外长,以善于谈判著称。曾说过,“一个人在战场上只能死一次,而在政治上下野则意味着东山再起”。丘吉尔的经历无疑证明了这一看法的正确性。格言虽好,但对刚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人来说,是无可安慰的。我本人曾在选举中输掉过几回,知道失败的滋味。朋友们会对你说,“无官一身轻,这下子你随时都可以去旅行、钓鱼、打高尔夫球,难道不好吗?”我的回答是,“是的——大约在一周内是这样的”。然后就会有一种只有曾亲历其境的人才能体会的极度空虚感。



你在竞选中搞得筋疲力尽,脑子里空空的,一时还没有恢复过来,而神经却仍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因此开始时还不会感到太难受。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后,你会认识到自己被人击败,已经覆水难收,你再也无法挽回败局了。要是你不富裕的话,为付清账单可能得另找职业,因为不管你心情如何,每个星期的账单是照样源源而来的。



丘吉尔确实就是这样,他恢复为报纸撰文以取得收入。他想返回议会,但争取了两次未能成功。他让全世界看到的是一张勇敢并恢复精神的脸孔。但我敢肯定,每次失败都会带来剧烈的挫折感、失望与耻辱。不过,只要你不是放弃不干,政治生活中的失败倒也不是致命的。而丘吉尔是不知道“放弃”二字为何意的。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工党已几乎完全吞并了自由党,剩下的少数几名自由党人则加入了保守党。丘吉尔以一名再生的保守党人身份参加竞选,终于在1924年重返议会。



一个月之后丘吉尔有点时来运转,但后来证明是桩倒霉的差事。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突然当上了财政大臣,在内阁里仅次于首相本人,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意外事件是由内维尔·张伯伦引起的。



斯坦利·鲍德温首相计划让张伯伦当财政大臣,任命丘吉尔为卫生大臣。但意想不到的是,张伯伦在最后一分钟提出要当卫生大臣。鉴于其他职位均已分配完毕,而丘吉尔还在客厅等候,鲍德温把他们的职务对调了一下,冷不防地问丘吉尔愿不愿意当财政大臣,丘吉尔欣然接受。



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的四年,至今仍常常引起争论。从许多方面看,这个工作是无法做好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英国的经济仍显得疲软。所有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极力主张进一步紧缩财政,以使经济能在坚实基础上真正得到复苏。军方则要求大幅度增加三军的开支,使其能弥补战争中的损失,恢复英国的军事优势。



对丘吉尔决心制定的开支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例如全国性退休金制度及对寡妇与儿童的保险制度——支持者为数不多。他提出了由雇主和职工共同出资设立退休金这一大胆方案,运用税收法规的某些新变动减轻中产阶级纳税人的负担,并通过刺激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来增加就业。



我认为,丘吉尔作为财政大臣名誉受损害的原因可能与赫伯特·胡佛形象受诋毁的原因如出一辙。当1929年大萧条袭击全球时,不幸他俩都在台上。除当权者外,谁该为这一灾难承担责任呢?胡佛与丘吉尔不同,他缺乏感人的魅力与热情的性格,无法使人们了解,他对他们的困境是何等的焦虑!数十年后当我结识胡佛时,我发现他外表虽然十分生硬、冷漠,其实是一位腼腆、敏感和富于同情心的人。在他就任总统期间,他谈起失业者遭受的痛苦时,是含着眼泪的,但这情况只有他最亲近的朋友和他的家人才见到。



第二部分 11.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



一次意外的运气使丘吉尔青云直上,现在,无法控制的力量又把他打翻在地。政治荒野中的另一次漫长的寂寞、受挫时期开始了,忧郁的心情时常产生,他沮丧地写道,“我现在成了一名被抛弃、被排斥、被流放、被拒绝和被人讨厌的人物”。



这期间丘吉尔写过几本书,包括长达六卷的《马尔巴勒》和《当代伟人》,并为杂志撰写了不少文章。今天,不少文学评论家嘲笑丘吉尔的文体,认为辞藻华而不实,甚至过于夸张。然而我觉得,他的著作只是稍稍次于他战时的统帅能力,是他最伟大的遗产。



他采取的一系列立场并没有带来好处,反而使人人都知道他自行其是,很不可靠。他强烈反对政府关于让印度独立的计划,并为此退出斯坦利·鲍德温的影子内阁,从而在他本人与重新掌权的可能性之间布下了一条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国王爱德华八世试图找到一种既能使自己保住王位,又能与离婚过两次的辛普森夫人结婚的办法。丘吉尔又一次离开了党的队伍,站到了国王一边。同时他还开始发起运动,提醒国会警惕德国急速进行重新武装的危险。



不管他在印度和国王退位问题上的立场功过如何,就他在德国问题上提出的警告而言,他在这块自欺欺人达到危险境地的土地上成了真理的预言家。丘吉尔之所以能够卓有成效地扮演卡珊德拉卡珊德拉系希腊神话中能卜吉凶的公主。的角色,是由于他时常从军方的文职人员中得到内部消息,他们对其上司闭目塞听的情况感到忧虑。这一小批文职人员的身份直至不久前才为人所知。准确地说,丘吉尔的作用是由于有了他们才得以发挥的。假如没有他们提供的事实和数字,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丘吉尔视作好战的牛皮大王而不予置理。



只要人类的本性不变,人们就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泄露机密。在多数情况下,其目的是为了能使自己往上爬。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却是由于人们对某项政策的危险性表示担忧,因为他们认为这项政策是错误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一方面对在30年代透露德国进行重新武装情报的人们表示敬重,另一方面却对那些在60年代和70年代把关于越南战争的文件泄露给报界的人们进行谴责,这是前后矛盾的。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案例。就后一个案例来说,当时战争正在进行。在《纽约时报》开始发表五角大楼的文件之时,死于越南的美国人已超过四万五千人,而且每星期还有几十人阵亡。为争取结束战争,我们正进行着高度敏感的谈判。大量的泄露事件——除五角大楼文件外还有其他许多例子——有损于我们的谈判地位,不但没有缩短反而延长了战争。我确信这不是文件泄露者们的本意,然而这却是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透露给丘吉尔的情报是经过选择的,这些情报使他在国会辩论中得以就政府的方针进行有力的争论。向丘吉尔提供消息的人决不会想到把原始情报交给记者去发表。我相信丘吉尔会认为,在战争期间泄露五角大楼文件是一种叛国行为。



1939年夏,纳粹铁蹄踏入波兰,这一突如其来的悲剧,证明丘吉尔的警告是对的。张伯伦立即把丘吉尔召回任海军大臣——还是他二十五年前担任的那个职务。伦敦的这一著名信息传遍整个英国舰队:“温斯顿又回来了。”



很显然,威信扫地的张伯伦当首相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但不管是他还是国王,都不愿意让丘吉尔接任,他们更倾向于让哈利法克斯勋爵接任。只是在勉强作出不宜从贵族院产生首相的决定后,才于1940年5月10日提议让65岁的丘吉尔担任这一职务。他写道:“当我凌晨三时就寝时,觉得有一种深切的宽慰感,我终于取得了在整个舞台上担任导演的权力。我觉得似乎是在与命运一道前进,而过去的全部生活只不过是为这一时刻、这一考验的到来作准备而已。”



假如丘吉尔被忽视而未当上首相,仍旧干他的海军大臣,指挥海上作战,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对此进行推测,就像是在豪华客厅里做游戏那样趣味无穷,但我还没听说过哪位领导人曾花很多时间去对此左思右想的。为生活中的“倘使……将会怎样”费神,就会捆住你的手脚。



就美国来说,假如1952年是罗伯特·塔夫脱而不是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呢?竞选后十个月,塔夫脱便死于癌症。假使丘吉尔在1939年去世了,那又会怎样呢?人们会把他当成英国历史上许多极为突出的失败者之一,他的墓志铭将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然而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丘吉尔又一次得益于他的运气、坚忍、能力和长寿。



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下院演讲中,丘吉尔说,“除了鲜血、劳苦、眼泪和汗水外,我无可奉献”。他完全可以将领导能力也加进去,如果不是由于他的领导,英国可能无法幸存,西欧可能失去自由,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美国现在可能成了遍地设防的孤岛。我想借用他战时一句很值得纪念的话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为如此众多的人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是前所未见的”。



第二部分 12.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



丘吉尔在内维尔·张伯伦和他的地位突然对调之后对待张伯伦极其宽厚。他坚持将张伯伦挽留在政府内,继续让他参加所有的会议。丘吉尔没有公开批评张伯伦,而且总是与人为善地谈起他的前任本意如何崇高。这种高尚风格在任何国家里都是最优政治的典型。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总统时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宽宏大量,在他任期的十三年内,从未邀请胡佛夫妇进白宫参加过任何活动。哈里·杜鲁门就任总统后最先办的事情之一,就是邀请胡佛到椭圆形办公室参加一次会议,使胡佛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丘吉尔的非凡能力和出众人格得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高超的领导才能看来只有在战争的可怕环境中才显得格外清楚,这似乎是生活中的可悲事实。



罗伯特·皮尔爵士是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他作出了废除谷物法这一难于作出的决定,但他并没有像在战争期间居住在唐宁街十号的迪斯雷利或其他首相那样广泛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美国,可以说詹姆斯·皮尔克也是这类人,从能力和政绩上看,也许他可排入前四五名总统之列。此外还有艾森豪威尔,他结束了一场战争,并使和平维持了八年。但许多人认为他不如杜鲁门总统那样坚强有力或富于决断。出于历史的偶然,杜鲁门于1945年8月下令扔原子弹。在大多数历史学家们看来,衡量一个人是否伟大的尺度看来仍然是进行战争,而不是结束或避免战争。



尽管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彻底战败,但战争的结局对丘吉尔来说,很难说是胜利。



C.P.斯诺注意到,丘吉尔的著名讲话是富有奇妙的戏剧性的,那就是:“我当国王陛下首席部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主持解散大英帝国”,但这话至少有点不够真诚。很清楚,这正是任何一位在1940年当上首相的人不得不做的。即使在英国无人像罗斯福那样决心让所有的殖民地人民在战后获得自由,大英帝国内部要求取得独立的力量也已兴起,而且其势锐不可当。丘吉尔要想阻拦,无异于卡奴特王在海潮越来越往上涨时,拍击他的双腿命令潮水不要上涨一样。



对英国来说,甚至德国战败的后果也颇带讽刺性。丘吉尔懂得,要想抗衡苏联这块巨石,要在大陆上保持稳定局势,必须重建德国。他还懂得,德国必须从一片废墟中复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重建德国竟比医治英国的半瘫痪状态更好办。重建后的德国,现代化工厂取代了被炸得粉碎的老厂。而英国呢,虽是取胜了,却只好对付着使用那些早在战前就大部分已经过时了的工业基础设施。结果,战败国比战胜国变得更富有、更强大。



英国人民还不得不备尝限量配给的困苦,不得不懊恼地认识到,不管他们作过多少努力,承受过多少痛苦和牺牲,英国再也不能像从前所习以为常的那样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了。



在战争开始之前很久,丘吉尔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英美的联合。在战后的年代里,这一联合成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事。30年代,他追求这种联合,为的是促进两国的繁荣;40年代,这种联合是英国得以生存的先决条件;到50年代末,他把英美联合视为抗御苏联在欧洲和世界扩张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而到了60年代,我猜想他会将这种联合看成是使英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影响的唯一途径。



在战后年代里,丘吉尔为维护英美两国的团结,不得不吞下许多苦药丸。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们参与了战争,但在这之前英国以十分高昂的代价守住了反希特勒的防线,度过了艰难的两年。我们的伤亡很大,但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远远高于我们。他们对我们的作用是深为感激的,因为如果没有我们,他们将无法幸存。但他们也必须意识到,要是没有他们的话,面对一个为希特勒所完全控制的欧洲,我们可能也无法幸存。现在,他们感到有必要与美国的态度及看法持不同见解了。



担当领导的这把火炬已传给我们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才能比别人强,而是因为我们的力量更大些。我这并不是暗示丘吉尔明显地表示过妒忌或不满。但在心灵深处,英国人会有一种恼怒的想法:“以我们在外交政策及国际重大事务中长达数百年的全部经验,难道不比这些美国人更懂得怎样来领导吗?”我从1945年的一些会晤与交谈中觉察到,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英国领导人似乎都抱有一种相当消沉甚至是绝望的态度。



第二部分 13.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



虽然美国有不少外交人才,但在我们到过的一些受英国影响较深的国家里,我发现,他们的外交官的知识往往比我们渊博得多,他们往往比我们更能胜任这种工作。我相信,今日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如能先征求其欧洲同行们的意见,而不是仅仅进行“磋商”或事后通知的话,定能从中得到教益。我们应时刻牢记,那些力量最强大的人不一定经验最丰富,智力最发达,眼光最敏锐或直觉最可靠。



丘吉尔觉得,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的对苏政策特别幼稚。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把事情推向破裂的边缘。相反,他在力图对我们进行教育的同时继续奉承我们。许多人已经忘记,他那关于铁幕的著名演讲的中心点就是力促英美联合,以此作为抵制苏联扩张的最佳手段。这一预见性发言在当时曾引起激烈争议。埃莉诺·罗斯福说,她认为这种看法是危险的。议会里有一百名议员将其贬为废话。



30年代,当丘吉尔就纳粹德国的威胁向世界发出警告时,许多人拒绝正视现实。随着战争结束后联合国的建立,许多人希望从此出现一个不同国家和人民间和平与亲善的新时代,并为其祈祷。当这些人在40年代后期听到丘吉尔对苏联扩张的危险发出警告时,许多人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的话,但事实又一次说明他是正确的。他再次走在时代的前面,引导社会舆论而不是做舆论的尾巴。



大战期间,为了打败希特勒,丘吉尔随时准备接受任何必要的帮助。当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丘吉尔欢迎斯大林加入反法西斯阵营,许多批评者指责他对斯大林的态度转了180度的大弯。他回答道,“假如希特勒侵犯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阎王讲好话的”。



丘吉尔与其另一主要结盟者罗斯福相处融洽。这位美国总统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与你同处在一个年代里真是件快事。”而丘吉尔曾这样提到过罗斯福,“与他进行会晤有如打开第一瓶香槟酒时那么高兴”。



但这两人在政策方面常常有严重分歧。丘吉尔认为,罗斯福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并认为,主张将战后德国改造为农业国的摩根索计划是荒唐可笑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对苏联应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至少在1940年的卡廷屠杀案卡廷是位于波兰东部的森林地,二次大战期间,苏联在此对波兰军官进行集体处决。发生之后——当时得知有一万名波兰的反共军官遭谋杀——丘吉尔认识到战后斯大林贪得无厌的野心可能与战前的希特勒完全一样。与此同时,罗斯福似乎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比对俄国的帝国主义更抱戒心。有一次他说,“温斯顿,一个国家即使有可能从某处获得领土,但它可能不想要它,这恰恰是你无法明白的”。



正像亨利·格伦沃尔德在1965年所写的:



罗斯福不愿美英两国联合起来对付“乔大叔”乔为约瑟夫的爱称,指斯大林。,相反,他尽量在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起调解人的作用。丘吉尔发现自己与罗斯福的隔阂越来越深。罗斯福的政策导致了一系列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协议,其中包括失去波兰,并使之投入共产党的怀抱。为换取俄国参与对日作战……在亚洲对俄国人实行领土和经济让步。而中国之所以沦入赤色分子之手与此有关。



假如丘吉尔当时能够说服罗斯福的话,事态发展的结局就会大不一样。



他对罗斯福越来越愿意信任斯大林感到忧虑,认为这是因为总统的健康日益衰退所造成的。罗斯福去世后他又担心,以前很少能从前总统那里了解到情况的杜鲁门正受到幼稚无知的亲俄国务院的影响。



丘吉尔坚信,防止俄国占领整个东欧很重要。因为他担心,他们一旦占领就决不会放弃。1945年4月初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极力主张向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派遣美国部队。他写道,“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与俄国人握手的地点越往东越好”。然而当俄国人向西推进时,艾森豪威尔却按兵不动。



两个月之后,丘吉尔在给杜鲁门的一封电报中发出另一个警告,敦促他尽早召开波茨坦会议。就是在这份电报里,丘吉尔初次写出了在后来冷战时代成为典型的一句话:“我对美军撤退到我们在中部地段的占领线深感不安,这样一来就把苏联的势力引进了西欧腹地,在我们与东边的一切之间降下了一道铁幕。”



第三部分 1.夏尔·戴高乐:一个领导者的秘诀…



1970年11月12日,云集于巴黎的世界领导人为数之众多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当这个城市曾是一个横跨地球的帝国的中心时也不曾有过。三天前,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溘然去世,终年80岁差两周。今天,六十三位前来向戴高乐致敬的国家和政府的新旧领导人庄严地行走在巴黎圣母院内宽达二百六十英尺的过道上。作为美国总统,我也在其中。但是我又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身份在场的。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埋葬戴高乐,而是来向他致敬。好几年以前,戴高乐早已为自己的葬礼作了严格的指示:不要铺张排场,不要富丽堂皇,不要高官显贵;只要去科隆贝一个教堂村的小墓地举行一个简朴的、不惊动人的仪式。遵照死者的遗愿,他被安放在一口朴素的,价格仅七十二美元的橡木棺材内,由他的乡亲——一个屠夫的助手,一个乳酪制造工人,一个农业劳动者——抬往墓地,安葬在他心爱的女儿安娜的身边。安娜是个天生的迟钝儿,先戴高乐二十二年而逝,时年仅19岁。按照戴高乐的遗愿,他的墓碑用词十分简单:“夏尔·戴高乐,1890~1970年。”



巴黎圣母院内举行的庞大追悼仪式并不是戴高乐原定计划的一个部分。这是政府给整个法国和整个世界要求向戴高乐致敬的人们提供的便利。



找个人问问,关于戴高乐他记得最牢的是什么,他可能会说:“高个子,”或者说:“很严厉,”或者说:“难以相处的,”或者说:“意志坚强的。”或者他会把戴高乐与法国的“威风”联系起来。或者,如果他是个上了些年纪的人,他就可能记得,戴高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洛林双横杠十字架的旗帜下,领导了法国抵抗战士的那个人,或者他会回忆起以后被认为是出之于丘吉尔的评语:“我不得不背的所有的十字架中,以洛林十字架的分量最重。”



当我追念戴高乐时,我会想到所有这一切。但是他又作为这样的一个人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他待人格外和蔼,彬彬有礼,而且体贴周到,当我执政的时候是如此,在野的时候也是如此。对戴高乐其人的劝告我是无比珍重的,即使在我并不同意的时候。



究竟是什么使戴高乐能够如此之深地把他刻在人们的意识之中?为什么他的形象能够如此高大地矗立于20世纪,远远高于许多比法国更为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



领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怀念,但人们也怀念他们的为人:怀念他们的丰功伟绩,也怀念他们的品格。有些领袖作出的贡献要比戴高乐大。但是却不大有人具备戴高乐的品格的力量。他是个固执的,任性的,高度自信的,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而同时又是极端大公无私的人:他苛求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法国。他生活俭朴,但抱负宏伟。他参加了演出,扮演了他亲手创造的角色,这个角色在某个方面来说,是只适应一个演员的。不仅如此,他对他自己进行了塑造,以便去扮演这个角色。他创造了戴高乐这个出头露面的人物,去扮演这个法国的化身的角色。



戴高乐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物——这是他精心塑造使之成为难以捉摸的。然而他又是个真正的英雄,一个矗立于20世纪的英雄,对法国来说,他是矗立于法国历史上各个世纪的英雄之一。犹似一种法国美酒,其味醇厚,有劲儿,而又清香,这些戴高乐都兼而有之。而也像这种美酒一样,戴高乐的品格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我首次与戴高乐相遇是在1960年。在他重返政坛的两年之后,他来华盛顿作正式访问。多年来我对他的看法一直没有跳出常规的旧框框。很久以来戴高乐是被用来进行特殊形式的、刻薄的挖苦讽刺的理想对象,这种讽刺在华盛顿为数众多的各界人士中还被认为是一种才华。戴高乐的举止容易给讽刺文章提供材料,正和他的长相宜于上讽刺漫画一样。对于那些乐于贬低别人以抬高自己的人来说,戴高乐就很容易地成了他们的目标。



第三部分 2.夏尔·戴高乐:一个领导者的秘诀…



在我见到戴高乐之前,我对他早已有了非常鲜明的印象:冷酷,小气,傲慢,令人不能容忍地极端自负,而且简直是无法相处的。丘吉尔的洛林十字架的评语又大大地加深了这种印象。这个例子说明,仅寥寥数字的短语就能够对一个知名人士造成多么严重的毁灭性的影响,这影响是如此难以抹掉,甚至是不可磨灭的了。爱丽丝·罗斯福·郎沃思把托马斯·E.杜威刻画成“结婚蛋糕上的新郎”也具有同样的效果。有人甚至认为这种描述所制造的虚假印象害得他在1948年的选举中败北。如果杜威的敌手用吝啬、浮夸、软骨头和矫揉造作等形容词来描述他,其作用将远远比不上那个短语来得有力。



1947年我作为一个众议员访问法国时,我所碰到的法国和美国官员几乎全都使我对戴高乐所持有的反面印象变得更加深刻。他们把戴高乐作为傲慢的极端主义分子一笔勾销,认定





Chapter_2


他是永远不会再当权的。



我的想法又受到我国外交官们对戴高乐的几乎是赤裸裸的蔑视的影响。即使是查尔斯·波伦,这个美国最能干的有成就的外交官之一,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任职内都担任驻法大使,也从不有意掩饰他对这位法国总统的厌恶。罗斯福的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告诉我,波伦常在他使馆的筵席上以极端诙谐的言词讽刺戴高乐,并以精彩生动但不符合外交礼节的方式来嘲笑他的举止,以此取悦宾客。戴高乐风闻波伦厌恶他,就对他进行报复。我常常感觉到,这种个人间的敌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许多人所认为的戴高乐方面的反美偏激情绪。



1960年在我即将第一次会见戴高乐的时候,我实际上是临时抱佛脚地突击研究了他的背景。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得越多,我就越加发现老框框正在逐渐消失。我知道了,他像麦克阿瑟那样,在作战时表现得异常勇敢,他曾经走在时代的前面,就所面临的危险向他的国家提出告诫。同时我又为这样的事实所深深打动——跟丘吉尔一样,戴高乐在出任最高领导职位以前,曾经写过广博而光辉的著作,而且他也同丘吉尔一样,曾经“野居山林”——被人摒弃,未能掌权——而却利用这些年月写出了他一些最优秀的著作。



跟麦克阿瑟、丘吉尔、艾森豪威尔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戴高乐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实际生活中的一般人更为伟大而又是格外遥远的世界人物。那时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海军下级军官,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读着有关战斗中的法国人的这位暴躁倔强的领袖的简要新闻报道,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十六年以后,我会在华盛顿欢迎他,更没有想到,过了四分之一的世纪之后,他会作为法国总统和我作为美国总统在巴黎坐在一起晤谈。



当我1960年初次见到戴高乐时,我立即被他的仪表吸引住了。我知道他是高个儿——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法国军队中个儿最高的将军——而他的军人姿态使他的高度显得更加惊人。只是后来我才注意到他稍稍有些弓背。



在他来访时,我注意到,像他这样身材的人,他的举止就显得异常优雅。不论做手势、举步或在餐桌上使用刀叉,他从不显得笨拙或迟钝。他赋有一种安详的、感人的威严,而又兼有某种旧时代的彬彬有礼的风度。



我在1960年所见到的戴高乐,其性格同新闻记者和外交人员所描绘的傲慢和暴躁很不一样。我发现他是一个很难描述的、稍有一点怯生生的善良人。他并不热烈,但也不生硬。我想说他简直是温文尔雅的。但是就大多数领袖人物来说,风度温文尔雅是一回事;政策又是另一回事。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领袖人物中,他们的性格中都有温文尔雅的一面,但如果称他们为温和人物,可就错了。那些真正温和的人物是很少善于使用权力的。一个领袖人物有时为了尽他的职责而必须坚强到近乎残忍。如果他对艰巨任务优柔寡断,或因溺于感情而心慈手软,那么他就做不好他必须做的工作,或者压根儿就不会去做这项工作。



由于多年来对戴高乐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他,无论是作为一个领袖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都产生了无比崇高的敬仰。而这种感情似乎是双方共有的。1967年,我的朋友弗·沃尔特斯到巴黎去担任美国武官。他从1942年起就认识戴高乐了。戴高乐为波伦大使举行了送别午宴以后,把沃尔特斯请了去,问他近来曾否见到我。沃尔特斯答复说见过,戴高乐就加重语气地宣称,他相信我会被选为总统,又说他和我二人都得“跨越荒漠”——他常常用“荒漠”这个词来描述他不当权的年月。然后他又发表了一个议论,后来沃尔特斯发现这是令人惊奇的预言:“尼克松先生将同我一样,在他本国成为流亡者。”



第三部分 3.夏尔·戴高乐:一个领导者的秘诀…



戴高乐是20世纪的,却又是19世纪的人物。他把法国推向两个方向:向前又向后。他一生的经历自始至终都浸透着法国历史的源远流长和亲切。他的名字——夏尔·戴高乐本身就是查理曼大帝和高卢人两个回声的混合。在戴高乐看来,威风、光荣、伟大,对一个国家至为必要,特别是对法国;而法语中“威风”这个词儿,在戴高乐的笔下或口中,有时又同时具有这三者的含义。



如果我们可以说戴高乐是属于历史的,这决非偶然。戴高乐就是立志要做到这一点。他一生致力于按照他所设想的模式来创造历史。正像一个评论员所说:“对于戴高乐来说,政治主要地不是使事情成为可能的艺术,而是使意志成为现实的艺术。”对戴高乐来说,意志是各个国家的中心动力,而他具有高度的信心,深信有本领用自己的意志力来塑造历史。



他又觉得有必要使法国立志走向伟大。他坚持不懈地号召他的人民攀登“高峰”,虽然“高峰”有时只不过是淡淡的影子,或者什么是“高峰”也并未说得很清楚。但对戴高乐来说,重要的是,人民感到自己是在向上攀登。只有这样,国家才能伟大。他曾说过:“除非法国从事于一种伟大的事业,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法国了。”他把自己看作是法国的化身,而他的使命就是发扬法兰西精神。



戴高乐是一个令人倾倒的人物,这不仅仅由于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还由于他在有关领袖人物所需具备的条件和技能方面向我们提供了非凡的见解。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把领袖人物所需具备的条件和技能分析得如此令人信服,或像他那样写得如此富有洞察力。很少有人把他们自己的方法留在这样明晰的图纸上,然而,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依然笼罩着一层如此神秘的烟幕,这种烟幕是他精心制造的,老是环绕在他的周围,即使当他在说明自己如何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幻想的大师。而且,像一个老练的幻想家那样,他是表现自己品质的魔术师。表面上看来他在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他却往往做到了。



要探索戴高乐的奥秘,人们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线索,不仅在他的非常有文采而又思想丰富的回忆录中,而且也在他早期的一些分析性的著作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在伟大的领袖中是罕见的。



在他先是出名而后当权以前很久,他就写了《剑锋》这本书,这实际是一本领导的指南,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他在法国军事学院讲学的演讲集,后来于1932年出版。直到戴高乐去世以后我才发现了这本书。但是我读后发现,这本书把我所认识的戴高乐后来所显示的品质与技能叙述得淋漓尽致,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而当时机终于来到,他能够把那团结全国并加以领导的半神秘的“戴高乐将军”独具匠心地塑造出来的时候,他正是按照他在这本书中所开列的方案行事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这本书却是当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41岁的陆军军官时出版的。



因此,《剑锋》就成为考察戴高乐的一个方便的工具,也为了解戴高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剑锋》里,戴高乐提出了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三种关键性的品质:为了指出正确的道路,他需要有智慧和天赋;而为了引导人民遵循这条道路,他需要有权威。



由于政治学家们生活在学院式的世界里,他们就自然而然地强调领袖人物的智慧这一方面。但是戴高乐指出,领袖们自己往往懂得天赋的至关重要。亚历山大把天赋称为他的“希望”,恺撒称之为他的“运气”,而拿破仑则名之为他的“星宿”。当我们说一个领袖具有“远见”或“现实感”时,我们实际上是说他本能地理解事情是怎样进行的。戴高乐写道,天赋使领袖能够“深入到事物的规律中去”。



正像他所说的,“我们的智慧能向我们提供有关事物的理论性的、一般的抽象知识,但是只有天赋才能使人对事物有实际的、特殊的和具体的感觉”。天赋能洞察情况的复杂性而抓住其本质。然后智慧才把他称之为直观见识的“原料”加以推敲、整理与提炼。



他论证说,只有当一个领袖做到了在智慧与天赋之间保持很好的平衡时,他作出的决定才具有预见性。



预见性——懂得应该领导人们走哪条路——蕴藏在伟大的领袖人物的心中。领袖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着这样的意义:有引导的能力,能够在指出走向未来的道路时超越现在而看到未来。当我于1969年访问法国时,戴高乐对我发表意见说,“我是为后天的报纸制定政策的”。太多的政治领袖们总是忙于应付当天的头条新闻和此时此刻的压力,以致看不到长远的前景。然而戴高乐却不是为此时此刻而生存的:他精于运用此时此刻。



第三部分 4.夏尔·戴高乐:一个领导者的秘诀…



早在他成名以前,戴高乐就显示出了一种比他同时代的人更有远见的才能。当他论证马其诺防线战略之不可取,违抗向希特勒投降的决定,以及反对草率建立起来的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时,他几乎都是孤军作战。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结果都证明他是对的。



1934年,戴高乐在题为《未来的军队》一书中论述了他关于现代战争性质的理论。他论证说,那种为事先准备好的战役而制订的战略已经由于技术上的革命(内燃机的发明)而过时了。他写道,“机器掌握着我们的命运”。机器改变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战争不可能例外。



他建议成立一支由十万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分为六个完全机械化的师团。他不断地强调,正像数量上的优势和压倒的防御火力在上次大战中占上风一样,机动性与进攻的打击力量将在下一次战争中占上风。



戴高乐的见解在法国不受欢迎。贝当上将把这本书贬为“俏皮话”。魏刚将军则称之为“邪恶的批评”。



《未来的军队》销售了不到一千五百本。但是其中有两百本销到了德国,在那里受到了重视。法国记者菲·巴勒1934年见到了希特勒和德国摩托化部队司令阿·珲赫林。在谈到机械化战争时,珲赫林询问巴勒:“我那伟大的法国同僚打算怎样来发展这种战术呢?”巴勒从未听说过戴高乐其人,不禁愣住了。那位德国将军却即刻说明,“我指的是贵国伟大的摩托化专家,你们的戴高乐上校”。



德国人为他的告诫所启发,而法国人则没有。在德国入侵以前四个月,戴高乐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他声称,不管政府如何加强马其诺防线,敌人都能摧毁或攻占它。他警告说,万一被攻破,那么整个马其诺防务系统就将垮台,而巴黎离马其诺只有六小时的汽车路程。而正像他在《未来的军队》一书中所说的,“在上一个世纪,每次巴黎一被占领,法国的抗战就会在一小时之内崩溃”。在1940年6月14日,这“一个小时”的时刻来到了,戴高乐的悲剧性预见终于应验了。



当法国在德军面前垮下去的时候,戴高乐看到——几乎没有其他法国人能看到——战争并没有打完,而只是刚刚开始。他飞往英国,决心继续抗战,即使他本国政府不抵抗。他坚持说,“法国输了一仗,但是并没有输掉战争”。



戴高乐在第一次从伦敦播出的广播中宣称,法国不是孤立的,因为法国之战已经点燃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他说,法国人可以在英国的制海权和美国军火生产的巨大潜力的支持下,以他们的帝国为根据地继续作战而最终取得胜利。这一预见使戴高乐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不朽的英雄,使他能够在黑暗的时期中成为法兰西灵魂永恒火焰的守护人。



战争结束以后,戴高乐对法国的希望被常规式的政治碰得粉碎。虽然法国人民欢呼戴高乐是救星,却对他所提出的政体改革不屑一顾,以致那些战前时期的政治家和政党得以把他推下台去。



戴高乐反对重新回到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度,因为他责怪那些导致1940年失败的错误的军事政策。那时有那么多的政党,却没有一个能够占有多数而制定出一项合理的政策。那个任性的国民议会正好像霍布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哲学所描述的自然界:众物相克。戴高乐警告说,议会政府一旦恢复,其结果必然是产生一连串的脆弱而无能的联合内阁,这种内阁一遇风吹草动就会倒台。正像他多年之后所说的,“国会中的议员们只会使行动瘫痪,却不能主动地有所行动”。



戴高乐懂得,法国本质上是个拉丁国家。一度担任过波多黎各总督的勒·姆·马林在谈到他自己的拉丁血统时曾对我说,“我以我的拉丁血统而自豪。我们对于家庭与教会的忠诚以及我们在哲学、音乐和艺术上所作出的贡献都是令人赞叹的。但我们拉丁人不善于治理国家。我们觉得很难在守法与自由之间保持平衡。我们好走极端——过于讲守法而不太讲自由,或者过于讲自由而不讲守法”。戴高乐的天才在于他有能力在法国保持这种守法与自由之间的微妙的平衡。



第三部分 5.夏尔·戴高乐:一个领导者的秘诀…



由于戴高乐在二次大战后反对恢复“政党政权”,很多左翼方面的新闻记者和政治家都指责他一心想建立独裁制度。他们错看了他。在法国解放的时刻以及解放初期,建立戴高乐所说的“某种帝政”是必需的。但是一当条件许可,他就毫不迟疑地让人民选择他们的政府。他对“主权属于人民”这一原则从未提出过异议。但是他认为,协商一致的领导不成其为领导。总统或总理必须领导议会而不是追随议会。



到1945年后期,戴高乐看出,他的这番见解是行不通的。第四共和国的宪法产生了一个权力极大的立法机构,而这个立法机构却控制着一个懦弱的行政机构。他开始认识到,他应该辞去政府职务,“在时势抛开我以前先离时势而去”。他召开内阁会议,宣布他决定辞职,然后突然跨出会议室而下野了。他坚信,总有一天法国会呼唤他出来领导国家,可是必须按照他的想法来领导。戴高乐又一次超越了时代,而他的那一天后来也终于来到了。



他有一种命运感,他不是仅仅为了要当总统而去当法国的总统。只有当他觉得,他确实是能够成为法国所需要的独一无二的领导人选时,他才愿意当总统。在政治上,老成的人与年轻人的区别在于:年轻人爬上高位是为了想当个大人物;而老成的人则是为了做一番事业而登上高位。戴高乐要权力,不是为了权力能为他自己干些什么,而他是为了能够运用权力来干些事情。



在他放弃权力以后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戴高乐便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运动以重掌政权。他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为伟大事件的主宰,现在他鄙夷地看着别人碌碌于区区小事之中。他再也不能等待法国来召唤他回去了,他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法兰西人民联盟来使他重新上台。



1947年,地平线上出现了冷战的风云,而法国人民则因物资奇缺、工资微薄与物价高涨而叫苦连天。戴高乐却不去理会他们这些日常生活上的忧虑,他说,他解放法国并不是为了在“通心粉配给问题上操心”。相反的,他大谈其全球争霸的问题,并且高唱法兰西的伟大。



在那纷扰的岁月里,这位往往被法国人民称为“风云人物”的戴高乐,其政治行情明显地上升了。到1951年,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中获得了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多的席位。从一开始,戴高乐就不许该党的议员们去支持任何一个内阁,这个命令所产生的奇怪效果是,法兰西人民联盟实际上同共产党结成了联盟。



由于左翼和右翼都坚决反对,中间派的政府接二连三地迅速下台。但是尽管这样,到50年代初期,这些政府却终于使法国的国内与国际条件有所改善。那些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可以说比那位“风云人物”抢先了一步。对于这一点,看来戴高乐也是承认的,因为他曾经绝望地对来访者说,“第四共和国把法国治理得很糟,但是把它自己保卫得不错”。



到1952年时,形势已很明显,法兰西人民联盟不能推倒第四共和国。在戴高乐下令该党议员拒绝接受组织政府的请求以后,党的纪律不起作用了。到1953年时,党员纷纷脱党,使法兰西人民联盟降格成为议会中一个小派别。在后来的一次市议会选举中,该党的成绩又很糟,于是戴高乐就与这个运动脱离了关系。



法兰西人民联盟这一段为时很长的历史证明,一个英明的领袖也并不总是正确的。戴高乐放眼未来,但是有时“现在”却愚弄了他,对于法国人民,他有时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感,另些时候,他又看不清他们的倾向。他组织政党而告失败,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于议会制政府所提出的批评是有预见性的,但是时机却不成熟。结果,他为实现他的预见而进行的努力就遭到了惨败。



使戴高乐得以重新掌权的那次危机发端于1954年下半年。那时,阿尔及利亚一部分穆斯林居民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对当地的法国殖民当局发动了游击战。战争持续了好几年,法国军队连连遭受挫败,就日益显露其残暴。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怎么也没有办法结束这场战争。



1958年,法国政府在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无能使它自己陷入了危机。法国军队,特别是1954年在印度支那蒙受了失败的耻辱以后,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保持阿尔及利亚依然隶属于法国。戴高乐派、右翼政治家以及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同军队结成了松散的联盟以反对法国政府。在法国政府无能为力之际,他们准备采取行动。



自从戴高乐于1946年辞职以后,第四共和国已经是第二十四次陷于内阁危机了,而正当阿尔及利亚问题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几乎有一个月之久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一群暴徒袭击了阿尔及尔的政府机关,而保卫部队却若无其事地在一旁观看。那里的将军们借口恢复秩序,推翻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政府。不到两个星期,科西嘉的法国部队就同叛乱的将军联合起来了。阿尔及利亚的叛军将领们计划在几天之内攻克法国本土,而法国政府却无力阻止他们。



第三部分 6.夏尔·戴高乐:一个领导者的秘诀…



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戴高乐显示了政治上的非凡精明。他对这次军事叛乱既不公开谴责也不公开支持,尽管某些参与者是他的支持者。他的沉默保证了当他最后宣布“准备接管共和国的权力”时能使各方面的人都倾听他的话。他注视着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已经黔驴技穷,而当他们最终请求他出马时,他已准备好提出他进行合作的条款。



虽然他向政府提出了一些条款,但其中并未提出要当独裁者。然而很多法国人仍然对他投以怀疑的目光。传记作家勃·克鲁齐耶尔写道,当国民议会议长安·勒特洛克听了戴高乐重新上台的条件以后,向他大声说道:“所有这一切都是违反宪法的。自从发生阿尔及尔事件以来我就把你看透了。你有一个独裁者的灵魂。你太爱个人专权了!”戴高乐严厉地答道,“勒特洛克先生,复兴共和国的是我嘛!”



在戴高乐接管的时候,第四共和国的权威已经下降到如此可怜的地步,以致人们不能说他是搞政变上台的。他只是给那垂死的政权以最后一击使其免于痛苦而已。



戴高乐要求第四共和国授权与他,容许他通过公民投票把他的宪法改革方案直接诉之于人民。他就是用这些办法实施了第五共和国的宪法。这部宪法的中心环节就是总统制。宪法赋予总统以不受国民议会无端干扰地制定与执行政策的权力,这样就可避免政策的摇摆与瘫痪,而这种摇摆与瘫痪曾经使第四共和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濒于崩溃。



有人批评戴高乐把过多的权力赋予了总统。但是通过事后清澈的认识,我相信,这部宪法所导致的法国政治上的安定局面是戴高乐最大的遗产,正像拿破仑法典是拿破仑的最大遗产一样。



在我担任副总统时,我常常在机场迎接各国的总理,因为按照当时的礼宾规格,艾森豪威尔总统只是在国家元首来访时才去机场迎接。在戴高乐重新掌权以前的几年间,几乎每隔一个月我就得迎接一位新的法国总理或者一位新的意大利总理。意大利仍然没有解决政局不稳的问题,而戴高乐却在法国解决了。任何敏锐的宪法研究人员都可能拟定出类似的政府机构方案来,但是唯有戴高乐既能预见对这种宪法的需要,又具有使之实施的权威。



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给予卡珊德拉预言的能力。但是他后来把这种能力变成了一种祸害,他让凡是听到卡珊德拉警告的人都不相信这些警告。戴高乐知道,光有预见是不够的,一个领袖必须不仅对应该做的事作出正确的决定,而且还要能说服别人去做这件事。每一个美国白宫的主人都会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感受到卡珊德拉的那种祸害,都会面临这样一种难办的局面:虽然看到了正确的途径,却无法推动官僚机构,国会或公众朝那个方向前进。戴高乐在《剑锋》中写道:“一个领袖必须能够使他的部下具有信心。他必须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威。”



戴高乐论证说,权威来自威信,而威信“则主要是一个感情、情调和印象的问题,它主要是由于一种天赋,一种无法剖析的天生的颖悟”。这样的天赋是少见的。他写道,“人们几乎可以看出,某些人权威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好像权威是一种液体,流淌在他们体内,但是无法确切地说明这种气质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



近来流行一个时髦词,叫“领袖的魅力”。这是一种没有人能说清楚而又人人都能认识的品质。



戴高乐写道,一个领袖还必须给这种无法表达的气质加上三种具体的性格:神秘,品格和威风。他宣称,“最重要的是,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威信,因为对于一个人太熟悉了就会产生轻蔑之感。一切宗教都有神龛,而任何人在他贴身仆人的眼中都不是一个英雄”。一个领袖在他的部署和举止中必须含有某些“别人揣摩不到的东西,使他们感到迷惑、激动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我还鲜明地记得戴高乐于1963年11月来华盛顿参加肯尼迪葬礼时的突出景象。那时,我和夫人从五月花旅馆我们住的一套间的窗户中观看送葬的行列。来自全世界的大人物和次大人物都跟在灵柩的后面。戴高乐在体形上是一个巨人,可是正像他的身材一样,他似乎在威严、形象和魅力方面也都比别的人高出一头。



在我会见戴高乐的时候,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接触的场合,他都显露出一种无上的甚至是特别高贵的威严。他那刚毅的举止使他显得有些冷漠。有人认为这是古板,但是以戴高乐而论,这却不是古板。古板的本质是很不自然,而在戴高乐身上,冷漠却是很自然的。当他和另一个他认为与他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元首打交道时,他具有某种平易近人的风度,但是即使在与他的熟悉的朋友相处时,他也从来不是不拘礼节的。



第三部分 7.夏尔·戴高乐:一个领导者的秘诀…



在这一点上,戴高乐同我在1969年出任总统以前所认识的所有美国总统是一样的,只有约翰逊总统是例外。胡佛、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甚至杜鲁门,都强烈要求有个人的小天地,而不喜欢别人对他们太随便。



甚至在青年时期,戴高乐就与他的同辈人保持着距离。他的家里人说笑话,说他的个性这样冷漠孤高,一定是他在婴儿时被关进冰箱里了。法国军事学院的一位教师写道,戴高乐具有“流放中的国王的姿态”。



我不能设想,他会为强调一件事而拍拍某人的背,抓住别人的胳膊或者向他的选民或同僚搞称兄道弟那一套。他不反对别人这样做,但是他觉得,对他来说这是有失体统的。但是同时,他个人的态度并没有那种故作谦恭的傲慢,而这是那些做大事情的小人物所常有的特性。



作为一个举国景仰的人物,戴高乐吸引了一批非常忠诚的支持者,但是他依然与他们保持着距离,这说明他是按照自己的座右铭行事的:一个领袖“没有威信就不会有权威,而除非他与人保持距离,否则他就不会有威信”。在他爱丽舍宫办公室里写字台旁的桌子上放着两架电话机。但是电话机的铃声从来没有响过。他认为电话是一种当今时代令人难以忍受的讨厌东西,因此即使是他最亲近的顾问也不敢直接打电话给他。



像麦克阿瑟一样,戴高乐没有耐心进行闲谈。在会见他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他总是要把话题立即转到严肃的问题上去。他在用词精确这一点上也同麦克阿瑟相像,不论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即席致词时,在回答问题时,或者甚至是在非正式的交谈中,他都用词精确。他们两位都善于运用最能表达意义上的细微差别的精炼词句讲话。他们之中的无论哪一位,要是担任美国国会议员的话,都无须修改他的讲话稿后再印成《国会记录》。



戴高乐对于不称职的人是不能容忍的。1960年在我为他举行的正式宴会上,他把法国驻美国某大城市的总领事调来做翻译。这位译员在翻译戴高乐的祝酒词时手都发抖了,译错了很多。我可以看出,戴高乐十分恼火。后来我得知,他辞掉了这个总领事,在余下的旅程中换了个人来接替他。



戴高乐从来不参加东拉西扯的自由座谈会。在内阁会议上,他总是倾听部长们讲话,有礼貌地作些记录。如果要同某个部长交换意见,他往往会安排一次私下会谈。



有关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是戴高乐一个人作出的。他并不认为他有像所罗门国王那样的智慧,但是他的确相信他有所罗门国王那样的判断能力。他总是先把有关某一具体问题的“所有文件”都要来,运用他那掌握详情的非凡能力,了解必须知道的一切。然后他离开他的顾问们而退居书斋,在孤独中思考他要作出的决定。他懂得,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有时间进行思考是何等的重要。由于他的坚持,他手下的人每天都为他留出几个小时供他进行不受干扰的思考。



我当了总统以后曾试图采用他的办法,但是我发现,一个领导者最难办的事情之一就是贯彻这一纪律:不同意政府官员、国会领袖以及其他人为占用他的时间所提出的要求。他们总认为,当他们看到总统的日程表里有空当的时候,他就有时间接见他们,他们执意认为他们所要办的事就是总统应该首先过问的事。但是他们的优先事项通常并不是——也不应该是总统的优先事项,因为总统所负的责任总要超过他们。



我作为总统时,很少在椭圆形办公室中作出重大决定。当我要作重大决定时,我往往离开几个小时,躲到林肯起坐间或者戴维营、比斯开湾或圣克利门蒂的小图书馆去。我发现,远离华盛顿的嘈杂声而躲进孤寂的场所,我能够进行最好的思考,作出最好的决定。



戴高乐写道,除了冷漠以外,神秘还需要寡言和少摆姿势,并且一举一动要讲究风度。他还说,“没有比沉默更能显示出权威的了”,但是沉默这个“强者的最重要品德”,只有在它显得是蕴藏着意志与决心力量时才会产生效果。“权势正是从内在力量与表面克制的鲜明对比中获得的,这好比一个赌徒的赌风,当他增加赌注时能够比平常表现得冷静,也好比一个演员,既能竭力控制自己,又能把感情表现出来,这样才能产生最显著的效果。”



第三部分 8.夏尔·戴高乐:一个领导者的秘诀…



戴高乐懂得,政治就是演戏——如果在实质上不是这样的话,在实践中确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够贯彻他的政治主张,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擅长演戏。



像恺撒和麦克阿瑟一样,戴高乐常常在写作中讲到自己时用第三人称。例如,他会这么写:“一种日益强烈的感情冲动向戴高乐呼吁,”必须“对戴高乐答复‘是’”,“戴高乐将军没有别的选择”。一个记者曾经问他为什么会养成这种习惯。他答复说,有时是为了文章风格而用第三人称,但是“更重要的理由是,我发现,有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他生存在别人的心坎里,确实是一个脱离了我自己的另一个人物”。



他第一次看到他作为著名人物所拥有的力量是在战时访问法属赤道非洲杜阿拉城的时候。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呼:“戴高乐!戴高乐!戴高乐!”当他穿过人群时,他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已经成为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一个使夏尔·戴高乐相形见绌的比实际生活中一般人更伟大的形象。他后来说道,“从那一天起,我懂得我必须认真对待这个人,这个戴高乐将军。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发表演说或作出重大决定以前,我总得问问自己,‘戴高乐会赞成吗?人们会希望戴高乐这么做吗?这是戴高乐的权力和作用吗?’”他又若有所思地说,“有很多事情我想做而不能做,因为对戴高乐将军来说,做这些事是不合适的”。



夏尔·戴高乐努力保证,他的一举一动,不论是微小的细节,还是雄伟的姿态,都要合乎戴高乐将军的身份。在他晚年,白内障大大损害了他的视力。除非戴上一副深度的眼镜,否则,有时竟连一个他与之握手的人都认不出来。蓬皮杜对我讲过这么一件事,他与戴高乐在一列汽车队中同坐一辆车,那位法国总统侧过身来问他的总理,沿途有没有人在招手致意。人群排列在马路两旁,可是戴高乐压根儿没有看到,戴高乐将军的形象不容许他在公共场合戴上眼镜。由于他的虚荣心,同时也由于他的惊人记忆力,他发表讲话从来不用演讲提词器。



同麦克阿瑟一样,戴高乐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而且他非常懂得这种胆量所具有的强大的效果。波·德马勒和克·普柳姆在他们合著的《目标——戴高乐》一书中叙述了这位法国总统遭到过三十一次暗杀的情景。1962年,当他坐车经过巴黎的一个郊区时,一排机枪子弹打中了他的座车,其中有一发子弹离他头部仅仅两英寸。当他到了飞机场跨出汽车时,他掸了掸身上的玻璃碎片说道,“我运气好。这一次距离很近。这些先生们的枪法也太差了”。



戴高乐很善于安排他所有公开露面的场面。他一年两次的记者招待会更像是朝觐大典而不像一般的会见。招待会在爱丽舍宫中那间天花板下挂着晶莹吊灯的金碧辉煌的宴会厅里举行,这种招待会本身就是重大事件,吸引着上千名记者。



60年代中期我访问巴黎时,在波伦大使办公室,曾在电视上看过一次戴高乐的记者招待会。随着暗示,两个系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的男士拉开了主席台后面的红色天鹅绒帷幕,每个在场的人都站起来恭候戴高乐的到来。他在扩音器后面站定。全体内阁部长分立两旁,于是他把手一扬,请大家坐下。他就事先挑好的一个题目讲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回答了不过三个问题,就散会了。



我们知道,整个会见从讲话直到回答问题,他都是事先写好稿子的,问题则是他的新闻官事先同某些记者一起编好的,对于这些问题他都背好了答复。但是尽管我们知道这是排演好的,它却有一种几乎令人陶醉的效果。戴高乐讲完以后,那位老讲这个法国总统坏话的波伦摇着头感叹:“一场多么精彩的表演。”



对于其他的公开场面,他也悉心加以布置。1969年他为我们访问团举行国宴时发表了一篇流畅的祝酒词,因为他不拿讲稿,看起来好像是即席致词。宴会结束以后,我的一个随员恭维戴高乐不备讲稿发表长篇讲话的能力。戴高乐答复说,“我写了讲稿,牢记在心里,然后把稿子扔掉。丘吉尔也常常这么做,不过他从来不承认”。



虽然他是一个善于演戏的大师,在同我谈问题时他却从来也没有使用过这种本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说话时提高嗓门儿。他从不试图用威吓或浮夸来使人接受他的论点。如果他不同意,他宁可避而不谈而不会假装同意。当他对某些事情感受很深的时候,他会做出加强语气的姿势,但态度优雅。他的思想细密明晰,这在他公开或私下的讲话中都可以反映出来。他在谈话或思考问题时从不草率从事。他也许会做出不正确的结论,然而他有罕见的本领,能把事情从头到尾考虑透彻,然后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发表他的意见。



在当今这个用吹风机和发胶打扮起来的政治家们纷纷进入电视的时代,我们应该想到,戴高乐是第一个出现于广播电台的最完美的人物。戴高乐在广播电台上创造了戴高乐将军。很多领袖人物都很擅长利用电子宣传工具,而戴高乐突出之处在于他是这方面的先驱,当他号召法国人民起来为他的事业奋斗时,无线电波就是他唯一的讲台。正是他从伦敦发出的无线电广播,使戴高乐在二次大战的黑暗日子里成了法兰西传奇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部分 9.夏尔·戴高乐:一个领导者的秘诀…



在戴高乐于50年代末期重掌政权的时候,正值电视成为卓越的宣传工具,他看到了电视所能提供的灿烂夺目的效果。像他后来所说的,“这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以使人到处现身说法的手段”。他懂得为了成功地出现在电视上,必须改变风格。他过去往往是在电台上念他的讲话稿的。“但是现在”,他写道,“电视观众一方面从电波中听他讲话,同时又能在荧光屏上看到戴高乐,为了保持我原有的形象,我得像面对面一样地对他们讲话,既不能用讲稿,也不能戴眼镜……这位70开外的老人,孤零零地坐在桌子后面,在耀眼的灯光下面,必须显得生气勃勃而又神态自如,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还不能出现过多的手势和不适当的面部表情,以免有失身份”。



他的电视讲话是精彩非凡的,他的声音深沉平静,态度安详坚定,给人以鲜明的亲切感。他运用法语,如同丘吉尔运用英语那样,庄重而又流畅。这是一种古典的,差不多是富有古风的法语。然而他讲得这样清晰而精确,以致他所要表达的信息似乎能脱离他的言词而回响。我想有些人即使没有学过法语也能领会他所讲的意思。



当那些殖民主义者和驻在阿尔及利亚的将军们向他的权威提出挑战时,他用一种演戏般的漂亮方式,穿上了他的将军制服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很多美国批评家嘲笑他的姿态,贬之为一出庸俗的闹剧。他们不懂得,穿上了将军服出现,戴高乐就拨动了深深地藏在所有的法国人心中的感情之弦,激发了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的精神,而这种团结的精神是只有在情况最坏而又渴望改善的时候才有的。



但是戴高乐不仅仅是用象征、演说或戏剧性的表演才创造了戴高乐将军这个形象的,而是用他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整个过程——计划、布景、精心的布置,精心揣摩过而又故意说得模棱两可的词句,使他的讲话可以被志趣各不相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从而获得不同人们的拥护。戴高乐将军是个用门面装扮起来的人物,但却不是一个虚假的人物。在这个门面后面的是一个才华出众而又训练有素的人物,这个门面好比是一座雄伟教堂上的装饰物,而不是空洞、一戳即破的,用以炫耀的好莱坞电影棚里的道具。



神秘使人好奇,但是没有吸引力。因此领导者还需要戴高乐所说的品格。人们都认为品格是一种精神力量和刚强。但是戴高乐认为,一个领导者的品格是他要贯彻的主张的那种强烈的愿望和内在力量。正像他所说的,“一个人只有能够把来自他的品格的魄力与坚定的信念用在大众的事业上,他才称得上超群出众”。



戴高乐写道,具有品格的领导者在时势向他提出挑战时,总是转为内向而仅仅依靠他自己。具有这种“依靠自己的激情”的领导者会觉得,“困难对于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只有在与困难搏斗中,他才能看出自己能力的限度而加以发展。他不会在关键时刻畏缩不前,而总是果断地迎着困难上。



他写道,具有品格的领导者能够把秩序带给集体事业,那些“统治阶层的蠢货”,那些迷恋于确保自己的官阶和职位的军人和大臣们——永远也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和热情,因为“他们是些只拿不给的寄生虫,是些战战兢兢的软骨头,是些一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地投靠敌人的‘跳娃娃’一种玩具。”。



他还写道,只有那些在行动中证明其才能的、能正视困难而克服困难的、敢于“孤注一掷”的领导者才能赢得群众。“那些具有这种品格的人会放射出一种磁石般的力量。对于追随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是最终目标的象征,是希望的化身。”



有品格的人并不以讨好上级为重,而宁愿忠实于自己。他个性刚毅,行动坚强,这就使他不会被上级所喜爱,这些上级不懂得,他正是需要那怀有坚强意志的人在他们下面工作。当戴高乐这样写时,也许是在下意识地描写他自己:“国家最优秀的公仆,不论是军人或政治家,很少是最能顺从的人物。杰出的人物一定具有杰出人物的心灵和魄力,仅仅由于有坚强个性的人难于相处而把他们排斥于政府大门之外,这是最糟糕的政策。在事情顺利的时候,彼此容易相处,固然一切都好,但是在危急关头,这种关系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戴高乐常常劝告其他领导者,做到有力量,依靠自己,首先要能够独断独行。他对伊朗国王(此人对戴高乐十分尊敬)说过,“我对你只有一个建议,可这是重要的建议:你要竭尽全力以求保持独立”。他在1961年劝告肯尼迪采取那常常指导他自己行动的准则:“只听你自己的!”1969年当我们从机场驱车前往巴黎时,他转身拉着我的手说道:“你看起来年轻而有活力,而且握有实权。这很重要。你就这么着。”



第四部分 1.残暴的权欲(1)



1957年下半年,当尼基塔·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同客人碰杯时,他可真是春风满面。他在少年时代当过猪倌,一天赚两个戈比。如今,他已成为苏联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掌握了最高权力。他已经击败了最后一个争权的对手,这时正兴高采烈,信心百倍地对来宾中的一群西方记者热情地讲述一则寓言。



“从前”,赫鲁晓夫开始说道,“有几个人被关在监狱里,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是地位卑微的小个子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文化程度不高,名字叫宾雅”。赫鲁晓夫接着说,“大家决定选一个头头,负责分发食品、茶叶和烟丝。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人掌权。他轻蔑地提出,倒不如推选地位低下的宾雅,大家果然照办了。不久,大家决定挖一条直通监狱墙外的地道越狱逃走。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明白,狱守会向第一个越狱的人开枪,因而没有人愿意带头”。“突然”,赫鲁晓夫逐渐提高了嗓门,“可怜的小个子犹太人宾雅站出来说:‘同志们,你们既然以民主方式推选我当了你们的头头,那我就带头先走吧。’”



“故事的寓意是”,赫鲁晓人接着说,“一个人不管出身多么低微,一旦被选到一个岗位上,他是能够称职的”。这位苏联领导人停顿了片刻,又说:“那个小个子宾雅就是我。”



正如所有的比喻那样,宾雅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是确切的,但有些地方则容易使人误解。当然,赫鲁晓夫既不是通过民主方式当选的,也不是勉勉强强被推上领导岗位的。四十年来,他两面三刀,横行霸道,杀气腾腾,施尽阴谋诡计,终于奋力爬上了苏联最高的权力宝座。宾雅从卑微的出身爬到当权地位的过程,远不如赫鲁晓夫那样惊人。赫鲁晓夫于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当过猪倌、采煤工和管道安装工。他在20来岁以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在他的一生事业中,他一向被同事及世人所低估。1957年在他牢固地掌握权力之后,谁要是还无视或贬低这位农民沙皇,谁就得倒霉。



尼基塔·赫鲁晓夫富有惊人的幽默感、敏捷的才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以及残暴的权欲,在这些方面,我所见到过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能同他相比。他个人的成败对改变二次大战以后的历史进程起了更为显著和更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是他建筑了柏林墙——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座为了禁锢人民,而不是为了抵御敌人建造的墙。



是他如此残暴地镇压了匈牙利反抗共产党统治的人民暴动,因而我在1956年指责他为“布达佩斯的屠夫”。



是他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甚至在他决定后退,撤出核导弹时,还迫使美国保证从希腊和土耳其撤出美国导弹,并不再支持那些可能威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安乐窝的人。



是他在黑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动了巨大攻势,企图通过他的走卒帕特里斯·卢蒙巴接管刚果。



是他使苏联大规模扩充战略核武器,使苏联从古巴导弹危机时期同美国一比十五的不利地位转变为今天这样相当显著的有利地位。



是他同肯尼迪总统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消除了笼罩在苏联上空的斯大林主义的神秘气氛,并采取重要步骤,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使苏联朝着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方向前进。



是他揭露了斯大林,从而永远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特别是,他应当对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分裂承担主要责任。这次分裂是共产主义遭受的最大挫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但人们也许不会忘掉他最惨重的失败——失去了中国。



在我见到过的所有领导人中,我与赫鲁晓夫的意见分歧最大,然而,我对他能如此有效但十分粗暴地行使权力常常情不自禁地感到佩服。许多人会同意说他是魔鬼的化身,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是一个危险的、能干的魔鬼。



第四部分 2.残暴的权欲(2)



1953年当赫鲁晓夫在苏联高级领导层中初露头角时,我正担任副总统的职务。西方世界里许多人很快对他作出了评价,然而,他们对他的初步印象往往离实际有十万八千里之远。他们对像斯大林那样严肃但秘密地在幕后操纵、控制事物的苏联领导人比较习惯。但是,身材粗胖的赫鲁晓夫一跳上政治舞台中心,就不拘行止、言谈失检、夸夸其谈,完全打破了过去的模式,这使许多人不拿他当一回事。



《生活》杂志称他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新闻周刊》的一位专栏作家赠予他“庸庸碌碌的公务员”、“一匹普普通通的役马”的绰号,《时代》杂志则称他为“硬提拔起来的人”,意思是尽管他缺乏教养和训练,却是被形势“推上来了”。西方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赫鲁晓夫连给斯大林擦皮鞋都不配,更不用说接替他的职务了。当他首次出国去贝尔格莱德时,他的一举一动很不利于改善他的形象。他粗鲁无礼,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国际社交界中显得格格不入。新闻界喜欢描述他狂饮作乐的姿态,并且写道,同斯大林相比,他只是一个待不长久的无足轻重的人物。



那些比较关心外交政策,但又一知半解的华盛顿社交界人士,乃至一些职业外交官,也都低估了赫鲁晓夫。其中有一个人当时对我说,他对赫鲁晓夫评价不高,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太贪杯,而且“俄语讲得不好”。这些观察家们压根儿就不了解,尽管赫鲁晓夫讲起话来句法混乱,衣着很不入时,趣味粗俗低下,但这些都没有使他在成功地担任领导人方面有所逊色。这些观察家过于注重风度和教育,他们忘了,举止文雅并不能使人成为一位强有力的领导。就政治家而言,关键不在于一个人的外表,而在于他的内涵。一个政治家的个人外表无论多么美好,如果缺乏久经磨炼的内在力量,他就不会成功。



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是一个俄国的克拉霍恩参议员式人物。有一年五·一节举行军事检阅时,苏联的高级领导人都脸无表情地观看部队在他们面前通过。后来,当一中队喷气式战斗机在上空轰鸣时,赫鲁晓夫顿时在检阅台上活跃起来,他拍着尼古拉·布尔加宁总理的肩膀,像一个小男孩看到一套新玩具一般的高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洛托夫看到喷气式飞机时仍冷冰冰地保持着尊严,赫鲁晓夫不像他,但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在使用这些飞机时会手下留情。



赫鲁晓夫的个性是在斯大林极权时代锻炼出来的。斯大林手下的人员有两种类型:一种人很机灵,另一种人很死板。安东·安东诺夫·奥弗森科在其所著《斯大林时代:暴政的写照》一书中提到,在那个年代,只有那些会运用无情手段的天才和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人,才能生存并晋升到高级领导岗位上去。为了奋力跻身于那个行列,赫鲁晓夫必须十分机智,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钢铁般的意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看到了这一点。赫鲁晓夫掌权伊始,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次会议上说:“在共产党那个为生存而残酷斗争的地方,任何一个能幸存下来并上升到高级领导岗位的人,必定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一个危险的敌人。”他的话言之有理。一位眼光敏锐的西方外交官说,赫鲁晓夫外表显得软弱,“内心却坚如钢铁”。



我初次遇见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9年。那时,我去莫斯科主持美国展览会开幕仪式。同年晚些时候他访问美国时,我又同他见了面。



1959年7月,在我动身去莫斯科之前不久,国会通过了自1950年以来国会每年都要通过的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决议中包括了艾森豪威尔发表的声明,要求美国人“研究受苏联支配的各国所处的困境,并且再次表示支持这些被奴役国家人民的正义愿望”。



我从美国抵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出访波兰回国才一个半小时。波兰人民以冷淡蔑视的态度对待赫鲁晓夫。总的说来,苏联同其卫星国的关系十分紧张。赫鲁晓夫回国后从机场直接前往会场发表讲话,激烈谴责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我的飞机降落以后,我受到了冷淡但不失礼仪的接待。弗罗尔·科兹洛夫副总理致长篇欢迎词,声音很洪亮,但是没有军乐队,没有奏国歌,也没有群众场面。显然,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触到了他们的痛处。



第四部分 3.残暴的权欲(3)



第二天上午十时,我前往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室进行第一次会谈。当我步入他的房间时,赫鲁晓夫正站在远处角落里察看数月前苏联发射的月球卫星的模型。当他把模型放回原处时,在他手里的模型看上去像一个特大号的垒球。



他迈着蹒跚的步子向我走来,身材比我想象的要矮,最多不过五英尺六英寸高。他腰围粗壮、双腿短粗,肩膀是斯达哈诺夫斯达哈诺夫是苏联早期的煤矿工人,劳动模范。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开展的劳动竞赛以他的名字命名。式的,身材矮胖而笨拙。当我们握手让摄影记者照相时,我感觉到这位65岁的苏联领导人很有手劲,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体格健壮、力大如牛的人。



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在场时,赫鲁晓夫友好地同我聊天,他那对敏锐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扫视着房间四周。滚圆的脸庞、厚厚的嘴唇、坚毅的下颌,再加上狮子鼻、高颧骨,显得很生动。赫鲁晓夫对我在大约八个月前在伦敦市政厅所作的讲演倍加赞赏。他表示欢迎我在讲话中提到的那类和平竞赛。接着他挥手示意让摄影记者离开,并用手势请我到一张长会议桌边,在他的座位对面入座。



这时气氛顿时改变了。赫鲁晓夫尖着嗓子,不断用拳头敲打桌子,以激烈的言词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他声称,这是一次严重的“挑衅”,是一项愚蠢的、吓唬人的决议。他要求知道美国下一步是否就要发动战争。“以前苏联政府认为,美国国会决不会通过一项发动战争的决议”,他说,“但现在看来,麦卡锡参议员虽然已死,他的阴魂却不散。正因为如此,苏联必须时刻作好准备”。



我向他解释说,决议只是表达了美国的看法,而不是一项战斗号令。我想接着谈其他问题,但是赫鲁晓夫不愿听。最后,我说:“我们白宫有个规定,在讨论时间拉得很长,而又没有进展时,就中断讨论。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过:‘我们谈这个问题谈腻了,换个话题吧。’也许你我此刻正应当这样做。”



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赫鲁晓夫仍然显得无动于衷,他决心再尝试一次,“我同意总统说的话,我们不该反反复复地谈一个问题”。他说,“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贵国国会为什么要在这样重要的国事访问前夕通过这么一项决议”。说到这里,他怒容满面,大声叫嚷了一番,我意识到他说的是一些粗话,他的译员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他后来担任过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显然觉得很窘迫,他朝卢埃林·汤普森大使看了一眼,汤普森大使懂俄语,正咧着嘴笑。过了几秒钟,译员终于将这句话翻译过来:“这项决议很臭,臭得像马刚拉的屎,没有什么东西比那玩意儿更臭了。”



当译员翻译这句话时,赫鲁晓夫两眼盯着我。我决心以牙还牙,将他一军。我想起给我准备的背景材料中曾提到赫鲁晓夫年轻时当过猪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就知道,马粪常常被用作肥料,但是有一次我们的邻居用了一担猪粪,那可真是臭气熏天。我逼视着赫鲁晓夫的眼睛,以交谈的口气回答说:“恐怕主席说错了,还有一样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



这句话翻译完之后,霎时间赫鲁晓夫太阳穴的青筋似乎立刻就要暴出来,眼看快要大发雷霆了。可是他突然又展颜微笑说:“说得很对。你刚才说我们现在应当谈些别的,也许你说对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你在这里访问期间,还会听到我们谈这项决议的事的。”如果说赫鲁晓夫在其他问题上很少恪守诺言,在这件事情上他倒没有食言。



在我参加的一系列高级会晤中,我很少像1959年那次为同赫鲁晓夫会晤而准备得那样充分。但是自从我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办公室初次会见他之后,我意识到,无论花多大精力做准备工作,都不足以对付尼基塔·赫鲁晓夫。此人全然令人难以捉摸。礼貌、礼仪、日程对他都不起作用。在我访苏期间,他一会儿在作为样板展览的美国电视演播室的摄影机前对我高谈阔论,嘲笑美国;一会儿在美国厨房展览室的洗衣机前以核导弹威胁西方;一会儿又在社交性午宴上,当着惊讶不已的我的夫人、赫鲁晓夫夫人和其他客人的面,进行五个半小时的外交政策辩论。



我每次同他会晤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时,赫鲁晓夫其人的形象总在我脑海中构成一幅写照。他总是处于进攻的地位。他本能地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再加上抑制不住,一心想占对方的便宜,所以在对手面前得寸进尺,并力图压倒任何一个在他面前稍示胆怯的人。他的言谈举止十分丰富多彩,喜欢炫耀自己,尤其在人多的时候更是如此。



第四部分 4.残暴的权欲(4)



他做任何事都预先作好充分准备,在对手面前知己知彼,并以此自豪。由于他足智多谋,善于在走投无路或处于难以立足的困境时迂回周旋、转换话题,因而特别擅长进行辩论。虽然他表面上看来十分容易激动,但讨论重大问题时,我看到他总是头脑清醒、冷静沉着、善于分析。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赫鲁晓夫既令人发笑,也使人感到茫然不解。1953年,他从斯大林的助手的行列中悄悄向上擢升。到1964年却因出其不意地被同事打倒而骤然从舞台上消失。他掌权时给人们留下了三种不同的形象:一个夸夸其谈的小丑,是近代历史上公开场合醉酒次数最多的俄国领导人;一个投机冒险的务实派,他不愿为教条所约束,但常常心血来潮,企图用“灵丹妙药”,而不是采纳长期的治本的办法来解决本国的问题;一个共产主义极权主义者,他踩着竞争对手和同胞的尸体爬上权势地位,并对反对者使用放逐的手段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最后却成了自己所用手段的牺牲品。



在我同赫鲁晓夫的接触中,我发现他身上小丑的一面又表现出两副面孔。有的时候他会吵吵嚷嚷、兴高采烈、豁达开朗,表现出友好和几乎是迷人的魅力来。他面带笑容,在任何场合都准备说上两句农民谚语。他同我讲话时有时抓住我的衣襟,似乎想借此吸引我的注意力。他常常侧身凑近我,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看是否有人偷听;然后就压低了嗓门,向我透露某些有关苏联军事计划的“秘密”。



有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他面前有很多人的话,他就会变得言行粗鲁、暴跳如雷、盛气凌人,成为他自己独创的高分贝外交的专家。在他对我大喊大叫时,他会站在我对面,用食指捅我的胸部,似乎他嘴上讲的刺人的话还需要配上捅人的动作来加重语气。他往往会像一名机枪手瞄准目标那样,眯起眼睛,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论点,并吐出一大堆夸大、亵渎的言词来。在我们每次会晤结束之后,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在讲究礼貌外交的时代,赫鲁晓夫在盛怒中说的许多话足以挑起一场战争,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些话仅仅使译员脸红而已。



我们参观美国展览会那天,从我们俩在电视演播展览室的表现中,我发现赫鲁晓夫身上小丑的形象,他熟练地施展着表演才能。一位年轻的技术人员提出,要拍摄我们互相致意的镜头,以便在展览会展出期间播放给观众看。开始赫鲁晓夫有点迟疑不决,但当他看到一群苏联工人以后,顿时壮起了胆子,登上讲台对准摄影机讲话,为观众表演起来了。



“美国已经存在多少年了?三百年?”他问我。我回答说,美国大约有一百八十年的历史。“那么,好吧,我们可以说,美国已存在一百八十年了,这就是它所达到的水平,”他说这句话时,举起胳膊朝整个展览大厅挥舞了一下,“我们存在了还不到四十二年,但再过七年,我们就达到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大吹大擂吸引住了,他们喜形于色的表情似乎对赫鲁晓夫起了鼓舞作用。他接着说:“当我们赶上你们、超过你们时,我们将向你们挥手致意。”他以夸张的手势结束他最后这句奚落美国的话,煞有介事地睁大眼睛回头凝视着后方,用他胖乎乎的小手向他想象中正在向远处消失的美国挥手告别。



如果把赫鲁晓夫其他一些可笑的形象拍摄下来,并汇集成册,不仅饶有兴味,而且很说明问题。这些照片不仅将反映他最出色的一面。也将反映他最糟糕的一面。例如,他可以以自己小丑式的表演来解脱东道主遭遇丢面子时的尴尬。1956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农村时,他乘坐的汽车轮胎瘪了,年已61岁的他,嬉皮笑脸地向59岁的副手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挑战,于是两人在路旁举行起即兴摔跤比赛来。在铁托手下的人修车的时候举行这场逗人嬉笑的比赛,正好给新闻记者们解闷。他们见到这个情景大为吃惊,在发回的电稿中纷纷以两位共产党要人进行路边比赛作为导语,却未就令人难堪的轮胎撒气事加以渲染。



为赫鲁晓夫拍摄的大部分形象都毫不虚夸地表明他是一个无耻之徒。1959年柏林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时建议举行外长会晤以解决柏林纠纷。在赫鲁晓夫看来,这种会晤无济于事,因为外长们不掌握必要的决策权。为了说明外长们的地位如何无足轻重,赫鲁晓夫对麦克米伦脱口而出:如果要我的首席外交官安德烈·葛罗米柯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葛罗米柯也不得不照办。



第四部分 5.残暴的权欲(5)



这不是麦克米伦最后一次听赫鲁晓夫说粗话。1960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建议这个国际组织进行几项改革,其中包括将总部迁到瑞士、奥地利或者苏联去。在联合国大会拒绝了他的建议之后,他开始对其他代表无理取闹,在他们发言时大声叫嚷并发出笑声。麦克米伦讲话时,赫鲁晓夫的粗鲁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苏联领导人当着几乎全世界各国代表的面,脱下一只鞋,把它当作木槌一般在桌子上砰砰敲打。



赫鲁晓夫是个笨拙无能的家伙,是俄国老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土疙瘩。一个典型的沙俄时代脾气暴躁、言语啰唆的农民。虽然他的小丑表演自然而逼真,但只有在需要时他才充当小丑。他以举止随便、信口开河为策略。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苏联的实力远不如美国,赫鲁晓夫试图以意志力来补偿军力上的不足。他进行核恫吓,并且宣称“你们的子孙后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以使西方害怕苏联的威力。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并没有被他所骗,但他的好战言论使许多公众认为,尽管他口称要“和平共处”,但对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手软。



1956年赫鲁晓夫在访问英国时所发表的讲话十分典型。他告诉听众说,他在车队行进途中看到有几个人对他的访问表示抗议,还特别注意到有一个人向他挥舞拳头。“我以这个手势回敬,”他说着,为了增强效果也挥动着拳头,“我们互相都懂得对方的意思”。听众哄堂大笑,但是赫鲁晓夫又平静地说道:“我想提醒那个人,过去也有人试图以这种方式对我们说话……希特勒曾对我们挥舞过拳头,可是他现在已经躺倒在坟墓里。难道现在我们不该变得聪明一些,彼此不要再挥动拳头吗?”



赫鲁晓夫也许将作为某种务实主义者被载入史册。他不是那种能够死记硬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乃至每个标点符号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并对此有必胜的信念;但他只是在星期日才在理论的祭坛前顶礼膜拜。我很难想象他当真会把马克思厚厚的三大册《资本论》全部读完。在这方面,他和斯大林大不相同,斯大林博览群书,写过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著作。



赫鲁晓夫对自己的务实主义感到非常自豪。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谈论副总理弗罗尔·科兹洛夫,科兹洛夫去纽约主持苏联展览会开幕式时我曾出面欢迎过他。他是个政府官员,驯服地紧跟党的路线的每一个曲折变化。赫鲁晓夫以明显的轻蔑口吻说:“科兹洛夫同志是个没出息的共产党员。”赫鲁晓夫自己也是个不可救药的共产党员,但他不愿受教条的束缚。



他经常谴责马列主义的“宣传家们”,认为他们是一些“背诵”在当代“一个戈比都不值”的过时理论的“鹦鹉”。有一次他声称,“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能够复活的话,他们会嘲笑这些书呆子和引经据典的人,因为这些人不研究现代社会,去创造性地发展理论,而都企图在经典著作中找到一段关于如何管理机器与拖拉机站的引语。”



他对共产主义理论原则的信仰不是通过自己学习获得的,而是出于他的本能。他的脑海中装着从共产主义思想衍生的各种陈规俗套,但很少注意那些复杂的细节。他并不赞成斯大林关于“如果理论和实践不一致,就改变实践”的论调。但是,他从不错过机会去促进他的事业,或者如他所说的,“推动一下历史”。



在我访苏期间,赫鲁晓夫兴致很浓,邀我在莫斯科河上乘船游览。他先后八次停船同正在附近游泳的人握手致意,并且大声地问他们:“你们受到奴役了吗?你们是奴隶吗?”这些正在游泳的人显然都是共产党的高层人士,他们齐声回答,“没有,不是”。于是他用胳膊捅捅我的胸部,大声说:“请看我们受奴役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当时,苏联新闻记者将他的话全部记录下来了。我们上岸时,只见赫鲁晓夫眉开眼笑。我对他说,“你知道,我实在佩服你,你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宣传”。“不,不,我并不是在作宣传,我讲的是事实”,他反驳说。然而在他一生中,只要谎言奏效,他从不讲真话。



第四部分 6.残暴的权欲(6)



我访问苏联期间,赫鲁晓夫一直在兜售关于他说的都是实话的论调。我和我的夫人在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及新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城受到成千上万人的极热烈的欢迎。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俄国人很强壮、勤劳、友好,看来他们绝大多数人都由衷地喜欢美国人。但是,我们每到一个工厂或市场停留时,赫鲁晓夫都安排一个共产党工作人员向我提出—个预先准备好的政治问题。提问者总是走近来向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公民”。然后,他就几乎像背书似的问道:“美国为什么阻挠人们制止原子弹试验?”或者“美国为什么要打仗?”或者“美国为什么要在外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来威胁我们?”



美国驻苏联记者团团长哈里森·索尔兹伯格在《纽约时报》上对赫鲁晓夫指挥的公开诘问概括如下:“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向一些当众提问者宣传言论自由的好处。一位领导人和出现在人群中的挑战者无拘无束地自由交谈——这在苏联生活中是一件十分罕见的事情。向尼克松先生提出问题以及提问者采取的手法竟如此雷同,这表明一切都是上面授意的。”



赫鲁晓夫不受教条束缚,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务实主义者;但奇怪的是,他是个不切实际的务实主义者。他处理苏联问题的态度正如一个不顾后果的赌徒对待赌场中的转盘一般,往往只凭心血来潮而不是深思熟虑。他不讲究战略,只凭预感行事,他大胆放任地将自己的资产孤注一掷,结果往往空手而归。



他思维敏捷,但行动更为迅速,常常让行动走在思想的前面。他喜欢采取冒险行动,力图一举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推行了一个又一个宏伟的计划。他下令在边远地区开垦大片土地,结果被尘暴毁坏殆尽。他扩大饲料玉米的种植面积,结果因土壤不适宜而浪费了数千公顷的土地。他赞成使用钢筋混凝土和预制构件修造房屋,却忽视了增产水泥。



赫鲁晓夫自吹自擂说,通过执行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计划,苏联将在七年内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但是我同50年代曾去苏联访问过的任何人一样,注意到单凭苏联原始的交通运输网这一点就足以表明赫鲁晓夫的话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赫鲁晓夫真诚地想使苏联繁荣昌盛起来。但是他不了解,也许了解得不十分透彻,这样做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他必须彻底改变苏联整个经济政治体制,采用的方式可能会使共产党放松对人民的控制;这正是他既不愿意去做、又做不到的事。相反,他所寄希望的宏伟规划与其说是经济学家拟定的计划,不如说是魔术师玩弄的戏法。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中的听众发现他这些做法看来没有一项能奏效时,他们很不平静,最后把他猝然推出了政治舞台。他们列举的罪状之一是,他盲目追求“轻率的计划”。赫鲁晓夫曾企图两全其美——既保留完全控制经济的做法,又要争取国家繁荣,结果却两头落空。



夸夸其谈的小丑表演和方向错误的务实精神是赫鲁晓夫个性的重要一面,但是同他初次较量以后,我发现他实质上还有极权主义的一面,而且表现得很充分。他那双冷峻的深蓝色眼睛里常常射出冷酷无情的目光,即使在他情绪高涨的时候这种目光也隐约可见。当他要强调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变得乌黑乌黑。



似乎有点奇怪的是,他身上极权主义的一面也明显地反映在他的幽默之中。他在外交招待会上讲的笑话,常常确凿无疑地包含着讥讽。他开的许多玩笑,多数是有关俄国早期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的活动。他似乎十分欣赏那些活动,特别是因为契卡和他自己的警察机构明显相似。



他最喜欢讲一个关于在莫斯科检阅军队的老掉牙的笑话。队伍里有个士兵打了个喷嚏,在场的一个契卡军官问是谁打的,要那人站出来,没有人吭声。于是第一排士兵整好队后全部被枪毙了。那个军官再一次问是谁打了喷嚏,还是无人回答。因此第二排战士又被枪毙了。当军官第三次问是谁打了喷嚏的时候,站在后排的一个士兵胆战心惊地小声说:“是我。”那个契卡军官却说,“祝你健康”。



第四部分 7.残暴的权欲(7)



赫鲁晓夫还十分欣赏别人的令人悚然的幽默。1959年的一天,我们在莫斯科郊外赫鲁晓夫的乡间别墅里吃午饭的时候,米高扬评论起斯大林所特有的工作习惯。他说斯大林常常在半夜里召见下级,还说,“现在赫鲁晓夫同志当了总理以后,我们睡得踏实多了”。米高扬装了个鬼脸微微一笑,说:“我想你不要只是从一个方面来理解我这句话,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当时赫鲁晓夫坐在米高扬的对面,听了这句双关语高兴地笑了。



赫鲁晓夫有善于花言巧语地诡辩和强词夺理地反驳的名声。在这方面,盛年时期的丘吉尔可以同他媲美。但是赫鲁晓夫的幽默又不同于丘吉尔,他的幽默往往带有火药味和挑衅性,是咄咄逼人的。与其说是为了逗人发笑,不如说是一种未曾道破的挑战或威胁。丘吉尔很机智,但赫鲁晓夫却十分迟钝。



在赫鲁晓夫看来,幽默是用以打击对方的一根棍子。他因一些农民不向国家交售肉用牲畜而训斥他们时,说他们“是农民,并不是动物园里喂养动物只供人观赏的饲养员”。有人问他,“俄国是否会永远保持共产主义性质?”他说,“除非蝦学会吹口哨”,或者“除非你可以不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耳朵”,否则俄国就不会放弃马列主义。赫鲁晓夫十分厌恶现代艺术。有一次,他在参观美术展览时,一位诗人向他解释说,某些抽象派艺术的“形式主义倾向总有一天会改变的”。他听了很不耐烦,怒气冲冲地回敬道,“驼背到了坟墓里背自然会直的!”



赫鲁晓夫和我在参观美国展览会时,我们刚离开电视演播展览室,他就不断挖苦我当过律师的经历。他的意思是说我总是很不老实而狡黠地玩弄字眼,而他却是个正直的矿工。我们看过美国杂货店展览室后,我对他说起我的父亲曾经营过一家小百货商店,我和我的兄弟在上学期间都在店里干过活。赫鲁晓夫听了把手一挥,以轻蔑的口吻说,“所有的店老板都是贼”。我当即反击说,“偷窃行为到处都有。我上午参观市场时,就看到有人从国营商店里买进了食品还在过秤核对重量”。这一次说得赫鲁晓夫哑口无言,只想换个话题。



赫鲁晓夫很少讲自贬的幽默话,纵然讲也往往是用这种话来说明一个他自己实际上并不相信的论点。在厨房辩论之后,我同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并肩走在一起,他当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是个挂名的职务。这时赫鲁晓夫走在我们后面,同我们有几步之隔,我招呼他,要他赶上我们。但他却说,“不,你同主席一起走,我知道我的地位”。



人们从赫鲁晓夫不怀好意的诙谐和侮辱人的笑话里,可以粗略地看清这位斯大林的徒弟,向斯大林学习统治方法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极其残酷的领头人斯大林的手下,只有适者才能幸存。那些准备接替斯大林的人必须既无情又机敏。前美国驻苏大使福伊·科勒是个极为难得的第一流的苏联问题专家,他把赫鲁晓夫描绘成俄文Khitryi这个形容词的化身。他写道,“根据词典的解释,这个词的词义是狡猾、狡黠、狡诈、城府很深或诡计多端;但这个词的实际含义远不止此,还意味着肆无忌惮、精明、机灵、足智多谋等。把这些形容词统统加在一起,就是Khitryi赫鲁晓夫。他会根据情况需要,或是阿谀奉承,或是恃强欺弱,常常作为蛊惑人心的政客或机会主义者出现”。



赫鲁晓夫于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当时他24岁。1928年他在基辅任党的低级官员时,乌克兰的共产党领导人拉萨尔·卡冈诺维奇就注意到了他。1929年卡冈诺维奇回莫斯科,把赫鲁晓夫也带走了,让他担任陆军中尉。30年代,这两人在清洗中捞到了大量的好处。他们是比斯大林走得更远的斯大林主义者,因而在政治上青云直上。赫鲁晓夫担任莫斯科地铁工程的监督时,由于在工作中不顾鞋上溅污泥,不怕双手流鲜血,赢得了吃苦耐劳、可以信赖的声誉。就是由于有过这么一段个人经历,他于1938年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



在苏联没有一项工作比这更艰巨。乌克兰民族主义火焰的余烬仍在闪烁。在斯大林实行集体农庄化的过程中,有数百万乌克兰农民被杀害,因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余烬随时都可能燃烧起来。赫鲁晓夫的任务就是把一切怀有民族主义同情心的人从乌克兰共产党内清除出去,加速乌克兰四千万居民的俄罗斯化和财产公有化,从而把火种扑灭。



赫鲁晓夫在担任斯大林的钦差大臣时,正值大清洗高潮时期。他的前任在六个月内清洗了1937年选举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中70%的中央委员。斯大林为了加快清洗的步伐,就把赫鲁晓夫调去接替他前任的工作。赫鲁晓夫没有辜负他的上司的期望。没有多久,1937年选举的一六六名中央委员只剩下了三名。他还清洗了地方上五分之一的党委书记和数千名普通党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军队入侵乌克兰时,乌克兰人民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把他们奉为解放者,把乌克兰人民从赫鲁晓夫手中解放了出来。在1943年德国占领军挖掘出的九十五座“万人坑”中,发现共有上万具尸体。根据尸体身上的物品可以辨明,死者是1937至1939年间政治清洗的受害者。



第四部分 8.残暴的权欲(8)



1940年在赫鲁晓夫监督下,苏联接管了波兰东部。当时根据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波兰是被分割的。德国进攻苏联之后,赫鲁晓夫任中将,他不担任第一线的军官而是当政委,其任务是确保执行斯大林的命令。战后他又回乌克兰去处决勾结德国人的伪奸。不多久,他向斯大林夸口说,“那些带头的工人中,一半已经被干掉了”。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但他的影响却没有随之消失。在他执政的年代曾协助他进行统治而现在又继承他的人身上所留下的烙印,可以说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斯大林主义的教训是极其简单的。赫鲁晓夫凭直觉意识到,如果他不是处于最高级领导岗位上,或者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他就将成为最高领导手下的牺牲品。智慧给他的启迪是,如果他没有能力去打垮他的敌手,或者他需要他的敌手帮他一起去消灭别人,那么他就得同敌手妥协。经验教他懂得了列宁这样一句话的价值“重要的不是去战胜敌人,而是消灭敌人”。



斯大林去世后不久,立即展开了争当继承人的斗争。赫鲁晓夫在取得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之后,受到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嘲笑。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把他称作“我们的土豆政治家”。大家知道,卡冈诺维奇对于他从中尉跃升到显赫的地位是不高兴的。总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斯大林时代十分厉害的外交部长韦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则认为赫鲁晓夫“不称职”。



赫鲁晓夫对这一切都耿耿于怀。他着手利用他得到的职权来伤害他的对手,正如斯大林在30年前对付他的对手一样。赫鲁晓夫一方面熟悉党的一套做法,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掌握时机的天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毅精神以及毫不留情地争权夺利的本领,终于在1957年崭露头角。



他战胜了与之争权的对手。其结果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最令人畏惧的贝利亚被逮捕并遭处决。在赫鲁晓夫的事业中起过最大推动作用的卡冈诺维奇在地方上担任一个没有公开名义的职务。被斯大林指定为接班人的马林科夫在西伯利亚管理一家小发电厂。而莫洛托夫,这位负责谈判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人士,则在外蒙古乌兰巴托同外交官们碰杯。



斯大林主义使赫鲁晓夫在秉性和信仰方面都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他丝毫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不论是出于同他进行权力之争的同事之口,还是出于同他进行辩论的我的口中。如果遇到势均力敌的情况,他会等待时机;当他意识到他处于有利地位时,就步步进逼。



我同他谈论问题时,他总是非常固执、寸步不让、毫无商讨的余地。在他看来,他永远是完全正确的,而我则总是错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谈中我以牙还牙回击他以后,他后退了。但另一方面,因为我没有就他在电视演播展览室里夸夸其谈的话作出反应,他就把我这种克制态度视为软弱而加以充分利用。



他在电视摄像机前作了咄咄逼人的表演之后,我们又去看美国住房展览室。当我们走到中间的过厅察看两边的房间时,他继续向我展开攻势。我们站在厨房展览室前开始讨论,谈洗衣机的问题。他发表了一篇莫名其妙的谈话,说什么为什么洗衣机只有一个型号要比多种型号好。我接着说,“我们比较一下各种洗衣机的优点不是比我们比较火箭的力量更好些吗?难道这不就是你要的那种竞赛吗?”



赫鲁晓夫听到翻译译完这句话后似乎生气了,他用大拇指按在我的胸口大声叫嚷道:“是的,我们就是要这种竞赛;但你们的将军却说你们强大,能摧毁我们。我们也可以让你们瞧点东西,让你们知道知道俄国人的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够战胜你们。就算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拿出点东西让你们瞧瞧。”



他已经提出挑战了。是让他摊牌的时候了。我说,“在我看来,你们是强大的,但我们毕竟也是强大的”,这时我把手指指向他,以引起他的注意,“在今天这个时代,要辩论谁更强大些,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旦爆发战争,我们会两败俱伤”。赫鲁晓夫想一笑了之,对我的论点不予理睬;但是我抓住不放,我接着说,“我希望总理能理解我刚才这句话的全部含义。如果你把你我两个强国中的任何一国逼到要么仰人鼻息、要么奋起作战,此外没有其他选择的境地,那你就是在玩弄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游戏”。



他猛烈地进行反击,他的情绪有好几次似乎已经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伹是我后来注意到,赫鲁晓夫“从来不发脾气,而是故意利用这种脾气”。这次他耍性子是想使我看起来像个坏蛋。他严肃地告诫我不要威胁他,而且极力否认他本人下过最后通牒。他大声叫嚷,“在我听来像是一种威胁。我们也是强大的。你们想进行威胁,我们会以威胁来对付你们的威胁”。



第四部分 9.残暴的权欲(9)



我说我们这方面从来不会进行威胁。于是他指责我间接地威胁了他。他故意歪曲我的用词,说:“你刚才提到了含义的问题,我没有。我们有办法。我们的办法比你们的好。要竞赛的是你们,是的,是的,是的……”



我说我们十分了解苏联的力量,但我强调指出,在核时代,只有细微的差别,不论哪一方强些,都没有意义。赫鲁晓夫很快意识到运用这些办法捞不到更多的好处,因而想结束这场辩论。他半心半意地说,“我们要同一切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和平和友好的关系”。



赫鲁晓夫性格中最本质的特点是多疑。我们离开住房展览室以后,百事可乐国际部总经理唐纳德·肯德尔给他端来一杯该公司生产的饮料。他以怀疑的眼光瞧着杯子不喝,等我先喝。我刚喝了一口,他就把这杯饮料一饮而尽。



我同赫鲁晓夫在所谓“厨房辩论”中进行的较量使我认识到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残暴的极权主义者。他从来不满足于各讲各的讨论。他不是凭借他的论点的逻辑性或雄辩之词,而是施展他夸夸其谈的本领和威吓人的气势,硬挑起争论来压我屈服,逼我保持沉默。



我对赫鲁晓夫性格的这种概括,在有些人看来可能过于苛刻。他们清楚地记得赫鲁晓夫开创了对审查制度稍加放松的所谓“解冻”时代,他还揭露了斯大林时代不公正的滥杀人的情况。但是这两件事都不能否定他的性格特征,相反却使其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在“解冻”时期,赫鲁晓夫容许文艺在表现形式上有更大的自由,但是他自己却保留着什么该批判、什么不该批判的决定权。斯大林时代的许多恐怖事件遭到了攻击,但那些延续到赫鲁晓夫时代的事件却不受攻击了。赫鲁晓夫严格实施文艺方面的规定,他知道要是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要防止其滚雪球似地不断扩大是很困难的。有一次,他对一批作家说,1956年如果匈牙利政府干脆打死几个挑起不满的作家,那场革命本来是可以制止的。他绷着脸,两眼盯着这些作家说,如果苏联发生类似的情况,“我是不会手软的”。



同样,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并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道德败坏的新事例,而是一场预谋的政治赌博的一部分。赫鲁晓夫讲话字斟句酌,从不谴责斯大林残忍。他以赞许的口吻提到列宁说过的“无情地、毫不犹豫地采取最为激烈的方法”。他竟然把斯大林清洗“右倾分子”称作他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之一。他谴责的只是可能与他的政敌有牵连的那些罪行。实际上,他通过歪曲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历史来推动自己发动的大清洗运动。



已被驱逐出境的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揭发说,当赫鲁晓夫在一次共产党会议上发言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听众席中有人给他递了一张条子,问他,“当时你在哪里?”赫鲁晓夫在扩音器里念了这张条子,并大声说,“这张条子是谁写的?请站出来!”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显然这个人不打算站出来。“好吧!”赫鲁晓夫决心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那时,我就在你现在待的地方。”



这段故事可能不足为信。不管它是真是假,它尖锐地说明,虽然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但他基本保留了斯大林主义的制度。虽然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人民的头脑中驱除出去了,伹并没有把斯大林主义从他自己身上清除掉。



我们在厨房展览室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赫鲁晓夫一转眼又成了宴会上友好的主人。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一次午宴上,他要我们同他一起按照俄国的风俗把香槟酒的酒杯往火炉里扔。他也不再坚持要我们在剩下的几天访问期间乘坐俄国飞机,而允许我们乘坐自己的飞机了。



这些事例说明赫鲁晓夫为了缓和气氛改变了态度。他在实质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在私人交往中却可以十分慷慨大方。他认为,如果在私人交往中大方些,因而在讨论重大问题时可以赢得一点优势的话,那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他的所作所为生动地证明:个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不一定有助于改善国家关系——这是政治家治国的一条颠扑不破的准则。



第四部分 10.残暴的权欲(10)



赫鲁晓夫知道,这种私人交往都是装点门面的。要说以亲切和蔼的态度和个人魅力作为斗争手段,那么,作为历史上最冷酷无情的领袖之一的约瑟夫·斯大林可能是最有办法的。在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的时候,我更体会到哈里·杜鲁门为什么有一次把斯大林称为“好老乔”“乔”为约瑟夫的爱称…





Chapter_3


…然而这种故意装出来的热情态度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将随之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赫鲁晓夫在美国大使为他举行的正式晚宴上继续向我施展他的魅力。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非常生动而具体地描述起俄国农村的旖旎风光。他突然提议我们立即动身去欣赏乡村景色。按照日程,我们应该在翌日上午前往他的别墅,但他很快安排我们在晚宴结束后就乘坐汽车踏上二十二英里的旅途,以便我们能在那里待一整天。



当轿车在寂静的公路上朝着赫鲁晓夫的夏季别墅疾驰的时候,我为能离开沉闷单调的莫斯科而感到快慰。我透过车窗领略夜景,回想起苏联首都毫无特色的市容,不禁寻思: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的色彩不应当是红色,而应当是灰色。



赫鲁晓夫的夏季别墅坐落在莫斯科周围的密林中。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这所房子是沙皇的夏宫,红色沙皇们接管政权若干年之后归斯大林所有。后来赫鲁晓夫登上宝座后,又转给了赫鲁晓夫。这所别墅是我所见到的最豪华的建筑,面积比白宫还大,四周是保持着原样的庭院和花园。一边还有大理石的台阶通往莫斯科河。我想,布尔什维克从从事地下革命的艰苦岁月到现在,经历了一条十分漫长的道路。



将近正午时分,赫鲁晓夫同他的夫人乘车前来。他炫耀着身上一件非常惹人注目的绣花衬衫,他就像豪华游艇上的公关经理,具有充沛的精力和无比的热情,他拉我们排成一行照相,然后把我引到一条游船上,在莫斯科河上游览。后来我们回别墅同夫人们共进午餐。我估计饭后我们将离开那里去进行正式会谈。



赫鲁晓夫把我们带到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种植的高大的桦树和松树林里。在浓密的树荫下放着一张长桌,桌上摆满了各种精美的俄国食品、烈性酒和饮料。虽然赫鲁晓夫素有饮酒海量的名声,但他只品尝了一些伏特加酒和葡萄酒。他十分喜爱佳肴名酒。但正如传闻所说,他始终是自己脾气的主人而不是自己脾气的奴仆,他这次完全是饮酒取乐,毫不影响办正事。在整整一下午的长时间会谈里,他头脑始终非常清醒。



开始进餐时的谈话十分轻松、热烈。上第一道菜时,米高扬副总理开始同坐在他对面、赫鲁晓夫旁边的我的夫人讲话。这时,苏联总理打断了米高扬的话,他训斥说:“注意,你这个诡计多端的亚美尼亚人,尼克松夫人是属于我的。你老老实实待在桌子那一边吧!”接着他用手指头在桌子中央划一道线,宣称:“这儿是铁幕,你别越过它。”



与此同时,我同赫鲁晓夫夫人谈得很愉快。这位苏联领导人没有企图对她实行礼仪上的控制。她同她丈夫一样,精力充沛,但不像她丈夫那样粗鲁。她那溢于言表、讨人喜欢的热情态度同赫鲁晓夫的严峻举止形成了对照。她不像丈夫那样没有教养,她有高雅的爱好,如古典音乐、芭蕾舞、法国和俄国文学等,而且在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时,显出她的知识相当丰富。



在头几道菜里有一盘非常精美的菜,那是西伯利亚的冻白鱼。鱼是生的,切成细条,上面撒上精盐和胡椒面,还有蒜泥。“这是斯大林最爱吃的菜,”赫鲁晓夫劝我尝尝,“他说吃这种鱼对他身体很有好处”。他要了两份,我决定也来它两份。



过了一会儿,招待员撤换盘子准备上下一道菜,这时赫鲁晓夫把谈话内容从外交寒暄骤然转到了严肃的军事问题。他开始吹嘘苏联导弹的威力和准确程度,并列举了载荷量和射程的统计数字。但接着他压低了嗓门,带着近乎遗憾的口吻说,大约一个月以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偏离了航线,飞向了阿拉斯加。赫鲁晓夫说,虽然这枚导弹没有携带弹头,而且最终掉到了海里,但他当时非常担心,万一落在美国领土上,就会闹出事来。



第四部分 11.残暴的权欲(11)



赫鲁晓夫越说越高兴,手舞足蹈地做出各种姿势,连铜管乐队的指挥也会对此钦佩不已。有时为了制止别人说话,他会像拍苍蝇一样,急速而轻巧地弹弹手。如果不能如愿,他会说上一句农民的土话来顶掉别人的话。他觉得听腻了对方的论点时,就会很不耐烦地抬眼仰望天空。当他要强调一个问题时,他总是伸出手臂,手指微屈,似乎抓住了昭然若揭的真理。当他生气的时候,总是举起双臂来回挥动,似乎要求乐队演奏的声音高一些。



我问他是否因导弹命中率提高而计划将其取代轰炸机。他回答说:“我们几乎已停止生产轰炸机了,因为导弹的命中率要高得多,而且不受人的过失和情绪的影响。人常常因为情绪波动而不能把炸弹投中预定的目标,但对导弹你就不必操这份心了。”



他说他为全世界的海军感到遗憾。因为除了潜艇之外,海军舰只对导弹来说只不过是“坐以待毙的目标”而已,而且在未来的战争中,它们只能充当“鲨鱼的食物”。我问及他的潜艇规划。赫鲁晓夫回答说:“我们能制造多少艘潜艇,就制造多少艘。”这时,米高扬给他使了一个警告的眼色,并说:“主席的意思是我们为了防御目的,需要多少艘潜艇,就制造多少艘。”



当我问到苏联水下发射导弹所用固体燃料的研制情况时,赫鲁晓夫假装不懂。他说,“唷,这是个技术问题,我没法谈”。一位个人说了算的政府首脑,竟然还有没法谈的问题,我的夫人对此感到十分惊讶。这时米高扬又一次出来为他的上级解围。他说,“赫鲁晓夫主席要做的事太多了,即使他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用,因此需要我们这些人帮助他”。



于是我对赫鲁晓夫说,他夸大军事力量,会使国际紧张局势得不到缓和的,也不能通过谈判达成持久的协议。他似乎已同意收敛这种做法。但过了十秒钟,他又反悔了。他说他在火箭方面占优势,说要防御导弹是不可能的。接着他又笑着提到他讲过的关于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两人之间的辩论。据他说,这个笑话当时在英国流传很广,悲观主义者说只需要六颗原子弹就能消灭英国,而乐观主义者却硬说需要九颗到十颗。



我把话题转到苏联力图颠覆非共产党国家政府的问题。我告诉他说,我希望他不要天真地以为,克里姆林宫在给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发指示,美国毫不知情。我接着指出,他在波兰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就宣布过要支持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



他回答道,“我们是反对对个人实行恐怖的。但是如果我们支持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起义,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他补充说,如果“资产阶级”不肯和平投降,就有必要进行暴力革命。



“换句话说,你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被奴役的’,因而他们被解放是合理的,是吗?”我问他。



他说“被奴役”这个词很粗俗,根本不科学。他还说,如果苏联支持一个国家内部的真正革命,这不算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



我质问他,1958年,我和我夫人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时,遭受了共产党领导的暴徒袭击,为什么苏联报刊大加赞许?赫鲁晓夫一时不知所措。于是他侧身用低沉和激动的声音说:“我们有句谚语说,‘你是我的客人,但是真理是我的母亲’,因而我将回答你提出的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你是那里的人民表示义愤的目标。他们的行为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而是针对美国的政策,针对你们美国失败的政策的。”



我指出,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同革命者的热情一结合,那是很危险的。我还说,如果他不能做到万分小心,事态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第四部分 12.残暴的权欲(12)



我还对他说,他应该同艾森豪威尔会晤,并在互有得失的基础上讨论东西方之间的分歧问题,我还强调了双方都应该作出让步。我说:“你口口声声说美国永远是错的,而苏联从来都是对的,这样做是不会赢得和平的。”



这再次激怒了他。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一篇关于柏林问题的长篇演说,几乎讲了一个小时,我一点都插不上嘴。当赫鲁晓夫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力图弄清楚他的立场有没有谈判的余地。我问他:“假如坐在你对面的我是美国的总统,而不是副总统,那么你的立场是否也这样一成不变,甚至连总统的话都不想听吗?”



赫鲁晓夫说,这个问题提得“合理”,但他只能回答苏联不能接受的是什么东西。他于是干脆说,不管开不开首脑会议,他决不能允许西柏林的占领制度永久化。他要挟说,如果满足不了他的条件,那超级大国之间就有可能发生对抗。



我告诉他,不要指望艾森豪威尔总统会只是为了在苏联提案上签名而去参加首脑会议。他似乎同意这个说法,在整整一个下午头一次作了小小的让步。但他接着又说,他“宁愿去打猎,打野鸭子”,也不能单单为了批准美国的提案而去出席首脑会议。这时,他显然没有兴趣继续争论下去了,大家都似乎有点头昏脑涨了。不多一会儿,他站起身来表示午餐已经结束——从开始入座到这时已经五个多小时了。



赫鲁晓夫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异常充沛、训练有素、具有惊人的耐心。他很像一个体魄强壮但技术不高的拳击手,他稳健地站在那里,一边发出口头攻击,一边准备接受向他袭来的口头攻击,一点也不放松。他低头躲闪,并不断移动身体,寻找机会出击、连续出拳,或屈臂上击,试探我的防守的力量,力图赢得一分,或削弱我的防守,或把我击倒。如果某一个论点说不通,他就变换另一个论点。如果失败了,他再试第三次、第四次。如果我把他逼到场地角落,他或是摇摇晃晃走过来,或是从场地外边窜过来,改变话题。他是玩弄那套拳术的能手,从来不让我划定辩论的范围,总是把我的问题加以重新解释,使之对他有利。后来,当汤普森大使谈起这点时过于客气。他说道:“在拳击场地里,他们有一名重量级运动员,我们也有一名重量级运动员。两人打了个平局。”



当我们的飞机从莫斯科飞往华沙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沮丧的感觉,因为我意识到,苏联人民——其中大多数人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几乎肯定是永远无法摆脱令人窒息的沉重压迫的。但即使如此,我很快就明白赫鲁晓夫为什么对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如此敏感。



当我们的车队开出巴比采机场时,我就觉察到,华沙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波兰的仪仗队是走俄国式的正步接受检阅的,当我们的汽车经过时,仪仗队向我们鼓掌欢呼。我不禁想到,赫鲁晓夫必须重新考虑,如果同西方打仗,是否能依靠这些人。波兰政府生怕有人把我这次受到的欢迎同仅仅几天之前赫鲁晓夫受到的冷遇做对比,所以没有公布我们车队行进的路线。但是,“自由欧洲”电台广播了,这个消息犹如野火一般迅速传开了。



我和我的夫人多年来出访各国,如1953年在东京,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1971年在马德里,1974年在开罗,曾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但没有一次像我们那天在华沙那样受到如此热烈的自发的欢迎。估计有二十五万人挤在人行道两旁并拥向街头,一次又一次地拦住我们的车队。有人喊叫,有人歌唱,还有许多人欢呼。



人们将数以百计的花束扔进我的汽车和我夫人的汽车里,甚至也扔进跟随在我们后边的新闻记者的汽车里。有人对那些挤进人群的新闻记者说:“这次用的花都是我们自己买的。”赫鲁晓夫来访时,波兰政府宣布放假一天,派车把孩子们和政府工作人员送到车队经过的沿途,并给他们买了花,让他们在“自发”表示欢迎时往车里扔。许多人将那天的花留待欢迎我们时用。当我们的汽车在华沙街道上缓慢行驶的时候,人们高呼:“美国万岁!”高唱“祝你长寿”歌。



因为有了这一次经历,所以1980年几百万波兰人一拥而起反对共产主义时,我没有感到意外。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国政府在将其统治领域扩大到其他国家方面如此成功,也没有一国政府在赢得那些国家人民的赞许方面失败得如此惨重。



第五部分 1.周恩来:来自达官门第的革命家(…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三个人的历史。毛打败了蒋的军队后就巩固了自己在大陆的统治。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就把毛蒋的冲突实际上说成是上帝与魔鬼间的决战。毛把自己看作功同两千年前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他的成功形成了全中国人对他的个人崇拜,人们把领袖奉为神明。周一般使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忠实地起着使机器运转的作用。蒋则在台湾进行统治,利用他那叫人俯首听命的手段,维持了尊严。



在这三人中,我和蒋认识最早。我把他和蒋夫人当作朋友,而对另外两个人则不然。我和蒋的关系是私交,也是同信仰、共原则的产物。但是赢得了大陆战争的还是毛和周。在这两人中,周的眼光更具有持久的力量,简言之,周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他深刻地懂得权力的奥妙。所有这三个人都去世了,但是周留下来的影响却在现代中国日益占据优势。



1972年我首次访问中国之前七个月,派了亨利·基辛格带着秘密使命去北京,为安排这次访问进行商谈。基辛格在北京之行的两天内,花了十七个多小时同周进行了直接、广泛的讨论。他回来向我报告说,他认定周可与戴高乐并列为他曾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外国政治家。



虽然基辛格像我们大家一样,讲话偶尔也有夸大之处,但他却很少背后大肆赞扬别人。在我会见了周并同他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会谈之后,我就意识到基辛格为什么这样非同寻常地赞扬周了。



1972年我在结束中国之行的最后一次祝酒时曾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这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周。”有些观察家觉得我被这次戏剧性的访问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价了它的意义。我相信历史将会表明,如果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迈出这样第一步,在同苏联实力对比上,我们现在几乎一定会处于面临危及生存的不利情况。1972年的《上海公报》以正式的形式肯定了外交突破。个人和形势对此外交突破都起了作用。周恩来就是应该首先受到高度称颂的一个人。



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一个才识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但是周能够担当任何一种角色,或者把所有各种角色同时担当起来而不给人以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对他来说,扮演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不断改换面具,反映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又精明的人的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他的政治生涯如此漫长和丰富多彩。



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他能够利用各种历史性的机会,并忍受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艰苦。他又拥有儒家的个人品德,能在外交冲突中出类拔萃,并成为千百万中国人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机敏,使他能精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背后的各种力量。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不动声色,能够保证他的政策不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并且持续到毛以后的时代。调解人的策略和礼貌,使他在这些激烈分子企图使国家分崩离析的时候,保持统一。



所有这些品质的交互作用,使周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的岁月比列宁、斯大林和毛都要长。



周的早年生活是一个革命领袖政治演变的典型范例。他诞生在上海西北约二百英里的江苏省淮安城。当他的母亲去世而他的父亲又不能抚养他的时候,周氏家族收养了他,让他在各叔伯家里轮着住。周的传统的官僚世家从童年起就用中国的古典文学来教育他。但是当他同在满洲沈阳城里的伯父母一起生活时,他进了几年基督教传教士办的教会小学,一直上到15岁。就在这期间,他学了西方传进的“新学”。



周完成了小学教育之后,想报名去美国留学,但是他在入学考试中没有达到足够的分数,这使他非常失望。后来,他进了天津反传统主义的南开大学。不过,政治鼓动比学习更吸引他的注意力。由于他组织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被关进了监狱,在那里度过了四个月。



1920年周从监狱获释时是22岁。他后来去欧洲继续他的学业。他到过英国和德国,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他那罢课组织者的声誉在他到达之前就已传开了,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激进团体欢迎他。他虽然入了学,但政治鼓动工作仍然耗费了他的大部分精力。



第五部分 2.周恩来:来自达官门第的革命家(…



周在1924年返回中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国民党,当时共产党同该党结成了联盟。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校长是一个名叫蒋介石的青年军官。蒋对周的印象很好,就把他留下来担任国民党讨伐军总政委。



蒋在1927年占领上海时,由于惧怕队伍里共产党力量的增长,便调转枪口对准了共产党人,周幸免于难。后来,周组织了几次反国民党的城市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带领残部进行长征。在万里长征期间,周成了毛的可靠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时周是毛派到蒋那里的联络官,其后又在谋求终止内战的谈判中担任中共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共产党在1949年胜利后,周当了总理、外交部长(他兼任了一段时间),时间之长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



周恩来的独特性格,是我1972年中国之行最强烈的印象之一。通过许多个小时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晤,我开始认识他,并非常尊重他。“恩来”译过来是“恩赐来临”的意思。这是一个简明地刻画出他的形象和性格的名字。周没有架子,但却很沉着坚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在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着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在全体会议上,他有意识地显得克制。他穿一身剪裁合体的灰色中山服,胸前口袋盖上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隔着桌子稳重地坐在我的对面。他的身子稍许前倾,两只胳膊放在桌子上,双手交叉着,他的右臂显然是萎缩了,这是在长征途中受伤后留下的永久标志。他已73岁,可是往后梳着的黑发只略带花白。他那单波发式和那黑黑的几乎是地中海人的面部肤色,都不像是中国人的特点。



在正式会议上,他那轮廓鲜明的面貌一直保持着异常安详。周一面倾听着我发言,稍稍把头偏向一边,一面直接盯着我的眼睛。基辛格有一次把周比作一条静静地待着、摆好姿态、伺机跃过来的眼镜蛇。有句过去常用来形容19世纪爱尔兰伟大的爱国者查理士·帕尔内的成语,对周恩来也是非常适用的:他是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



周似乎未经翻译就听得懂我在说什么。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曾一度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并有实际知识。他甚至偶尔还纠正过他的翻译,更好地表达他思想上的细微差别。他讲话时不用稿子,只是偶尔要他的某位助手参加讨论。他讲话富有逻辑性,很有说服力。为了加强他发言的力量,他微微降低声调,稍稍点一下头表示强调。



他虽然由于体瘦而可能显得虚弱,但是他的精力却超过了许多比他年轻的同事。由于工作繁重,他在兼任总理和外交部长时,就以早起和工作到深夜而闻名。他常常在凌晨前接见外宾,一直谈到旭日东升。谈话结束时,总是像开头时一样地精神饱满,讲话还是那么透彻。



当我们在非正式的宴请和观光中互相更熟悉的时候,周的表情更加豪爽,面部更是显得兴致勃勃。他常常是背靠椅子坐着,并充分发挥那一双富于表情的手的作用。当他要扩大他发言的范围或进行概括时,就用一只胳膊在前面扫动一下;当他要把一个论据的各个要点组成结论时,就把双手的手指叉到一起。正式会谈中,周对双关语发出低沉的微笑,但在交谈中对善意的笑谑,他却报以轻松的、有时是响亮的笑声。他的笑容加深了皮肤上的皱纹,又似乎显出一种真挚的愉快,那时,欢乐使他的双眼闪出了光彩。



在国宴上,周和我彼此用茅台来祝酒,而不是在这种场合的传统饮料香槟酒。茅台是一种烈性的、浓度很高的米酒。有人曾幽默地说过,如果一个人喝了过多的茅台,餐后点起一支烟卷就会叫他爆炸。周当场用一根火柴点着了一杯茅台,来证明这种酒的易燃性,酒立即就在火焰中烧光了。



我们绕着宴会厅里同50多位高级官员碰杯时,我注意到他向每一位客人祝酒,只让酒杯碰一下嘴唇,谨慎地啜饮一下他的酒。我们两人回到席位上,才把剩下的酒喝光。周告诉我,在长征的特殊场合,他一天之内喝过二十五杯酒。酒性如此之烈,我听后真是惊讶不已。现在由于年龄关系他只饮两三杯。我记得曾读到过,当红军在长征中经过茅台酒的发源地茅台村时,部队把当地的酒都喝光了。周用一种烈性酒推销员的眼光对我说,在长征途中,茅台是一种“灵丹妙药”。



第五部分 3.周恩来:来自达官门第的革命家(…



我们谈话的题目从政治到历史、到哲学。所有这些,在谈论中周始终都是游刃有余的。周是由学者转变成革命家的,他从未失去学者思维的敏锐和深度。不过,他的意识形态有时把他的思想引进某种框框。这种框框可能使他曲解了历史。例如,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把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同殖民者作战的法国军队当成了“志愿军”。事实上,法国军队,除了像拉法叶特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1777年志愿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在华盛顿统帅的军队中担任过将军。那样极少数的人以外,都是真正受过训练的,在反抗英国军队中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职业士兵。



周还对我说过,林肯是为了解放奴隶才进行内战的,并由于“人民”的支持而取得了胜利。其实,虽然林肯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真正巨人,而且中国人是以极大的尊敬谈到他的,可是他并不是为了解放奴隶才进行战争,而是为了把南部各州拉回联邦里来。他的《解放宣言》是一种策略,只在叛乱各州中解放了奴隶,并没有在仍然保持在联邦内的边界各州里这样做。林肯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奴隶制的,但是他最优先的目的则是拯救联邦。



周虽然是一位忠诚的革命家,但是看上去他和古老北京灿烂辉煌的皇宫并没有不协调的地方,他以皇朝时代的圣人所具有的那种沉静与优雅风度往来其间。没有一个人在这种环境里看到他之后会想到,他是这一场运动的领袖,其公开使命竟是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变人性。会见厅里的装饰令人惊讶,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宫殿是由名贵的中国风景画和古代金、银、玉制的手工艺品装饰起来的。这里看不到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



艺术和装饰巧妙精微,同周的性格和处理国务的巧妙精微很相称。周所具有的这种精微之处,大大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的世界领袖,这也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性。这是由于中国文明多少世纪的发展和精炼造成的。这种精微之处出现在谈话中,周细致地区分词义的细微差异;在谈判中,他迂回地绕过可能引起争论的地方;在外交上,他有时通过似乎是琐屑事件来传达重要的信息。



周和所有同我谈过话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特别乐于提醒我,我们两国关系的突破是从乒乓球队的互访开始的。看来,他们喜欢这种为了取得结果而采用的做法,几乎就像喜欢这个结果本身一样。例如,毛就说过,中国曾经坚持所有主要问题都必须在关系改善之前得到解决,这是“官僚主义的”。他说,“后来,我看到你是对的,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



周还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繁琐的罕见才能。在我们到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我们被带去看体操和乒乓球表演。天已开始下起雪来,而我们按计划次日要去游览长城。周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盥洗室了。随后我发现他是亲自去落实清扫通往长城的道路的工作,第二天道路干净如常。这件事很有代表性。



我发现周还亲自集合机场上欢迎我们的仪仗队。他们看上去都很强壮,个子很高,而且装束无可挑剔。他挑选乐队在宴会上演奏乐曲。我晓得他事先研究了我的背景材料,因为他选出了许多我所喜爱的乐曲,包括在我就职典礼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此行之后,威廉·罗杰斯国务卿告诉我,有一次在同周会晤之前,一位年轻的妇女还给周送上过一份次日报纸的清样,他挑出一些文章放在头版刊登。



“伟大来自对细节的注意。”就周而言,这句箴言几乎确实有几分道理。然而,即使他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时,也总能够看到森林。



周还有着中国人另一种明显的品质,即坚定不移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数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获得的。不过中国人也意识到,他们的文化遗产分割成了两部分。



第五部分 4.周恩来:来自达官门第的革命家(…



一方面,由于中国过去两个世纪中所蒙受的民族耻辱,更加强了周对外交粗鲁失礼的敏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曾由我的已故朋友哈罗德·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和香港居民)作过生动的描述。他对中国和西方的心理的了解是异乎寻常的。我在1965年问过他,如果美国承认北京政府,中国共产党人会有什么反应。他的回答是格外地直言不讳。他说,他们会怀疑地问,“你们要承认我们?你们完全弄错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承认你们”。在1954年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表明周对藐视中国民族尊严的敏感程度。周代表着中国,约翰·杜勒斯国务卿代表着美国。杜勒斯对一个记者说,“只有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情况下,两人才会会晤。一天上午,恰巧双方都提前到达会场,他们彼此遭遇了。周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摇摇头,走出了会议室,完全藐视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六年之后,当他向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重提这件事时,还露出痛彻心扉的表情。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杜勒斯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朝鲜战争中的共产党中国的“志愿军”杀害,台湾蒋介石政府很快就要同我们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大陆和苏联联合起来对付美国。不过,我深知这件事伤害了周。因此,当我首次抵达北京走下飞机扶梯的最后一级,向他走去时,就主动伸出了我的手。我们的握手留下了此行最值得纪念的照片。



另一方面,我们在同中国人相处中发现,他们很自信,所以他们能内省其行而不为他们的缺点而惶惶不安。周在我们谈话中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他们的不足之处。在我们第一次会晤时,他把他们方面的平均年龄同我方的进行对比时说,“我们的领导层中上年纪的人太多了,因此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后来在访问中,他为我们在参观明十三陵时的一件事表示歉意。原来有位下级官员组织了一群穿着鲜艳的孩子,教他们在我们一行人到达时应该做什么。他说道:“有人让一些小孩子到那儿去美化陵墓,那是一种弄虚作假的表现。你们的新闻记者向我们指出了这点,我们承认这是错误的。我们自然不想掩盖这个错误,我们已经批评了做这种事的人。”我在访问中,不禁想起赫鲁晓夫的夸夸其谈,与赫鲁晓夫相比,中国人的做法要高明得多。赫鲁晓夫粗鲁的自夸是明显地要掩盖他的自卑感。周的巧妙的自我批评却是成熟的自信心的一个证明。不过我知道这大体上是一种处事的方式。事实上,中国人坚信不疑地认为,他们的文化和哲学极为优越,确信到时候就会战胜我们的和其他任何人的文化和哲学。



周的智慧和个人魅力使许多人着了迷。这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些品质是和一个毫不留情的政治实干家的特点同时存在的。新闻记者弗里德·阿特莱说:周的吸引力是“难以抵挡的……他机智,有魅力而又有手腕”。西奥德·怀特承认:“在他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者对他还有些怀疑的判断,几乎都烟消云散。”在日本的一位中国新闻工作者说,“我应该说,他是我所见到过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公众人物”。



周总是按照他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行动的,讨好外国外交官和记者对这些利益是有好处的。不过一旦他的利益需要,他就会无情地与人断绝交往。在我们的关系中,周恪守我们协议的文字和精神。然而他这样做决不是为了寻求单纯的友谊,他是为了他信奉的利益才建立友谊的。



西奥德·怀特是在延安认识周的,若干年之后的今天,他意识到对周充分信任是不太适当的,他把两种形象聚到了一起,他写道,周“如同本世纪任何共产